儿女轮流照顾,不实际；

     以房养老,不划算；

    请保姆,没地住；

　　似乎,一个月退休金总共5000元的郭嘉豪和老伴秦铃,在北京这座城市已不知道如何养老。

　　昏暗的灯光下,北京市海淀区交大东路的一处普通居民楼中,不到60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坐满了人,虽然还是国庆假期中,但在这间房屋中却没有一丝节日的气氛,每个人的脸上都如同当天的北京天气——阴霾。

　　曾经的一家之主、现已年过古稀的郭嘉豪老人和老伴秦铃端坐在餐桌前,表情严肃。家里4个孩子和配偶以及第三代则围坐在周围,互相看着,一言不发。

　　郭家的这次家庭会议的议题就是——两位老人如何养老?

　　但诸多的不可能,让这个话题陷入僵局。

　　为什么不能去社区托老所或者社区养老中心?应邀参与这场“讨论”的《法制日报》记者提出建议。

　　面对此问,郭家人反应更加激烈——不是不想去,要么排不上队,要么就是“太委屈爸妈”了。怎么办?郭家长子郭林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十几万存款够老两口子入土吗

　　郭嘉豪和秦铃退休前均是产业工人,现在每月大约每人有退休金2500元左右,平日生活尚可自给自足。但随着秦铃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导致记忆力严重衰退以及老年躁郁型精神疾病的出现,刚刚做完胰腺癌手术的郭嘉豪感觉他们的生活开始“需要照顾”了。

　　“我家只有两间小房,请保姆肯定没有地方住的,而且一个月保姆费需要3000元左右,我觉得负担不起。”记者在北京北下关地区的社区医院第一次遇见郭嘉豪老人时才刚刚进入9月,他已经穿上了棉坎肩。

　　老人告诉记者,现在已经不敢让秦铃自己一个人出门了,担心她记不住回家的路。

　　“而且,老伴需要打胰岛素,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该打多少量、什么时间打、有没有打过这些重要信息了。如果过了时间没打,血糖很高会麻烦；如果胰岛素打多了,低血糖是会要人命的。”拿着手里的药,郭嘉豪一边摇头一边说着,“是要靠儿女的时候了。”

　　不过,“靠”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郭林向记者坦言:“兄妹4个都是干体力活的,有公交司机、有在酒店干后勤,还有两个都在干出租。挣得少,工作时间长,让他们每天轮流来值班不现实啊。”

　　“你们没有去养老院看看,那里有人照顾还环境好。”记者问道。

　　“去不起,去不起。”一直没有说话的郭家老三郭浩插话,“我是开出租的,最近一段时间就趁着空档给爸妈看看养老院。那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去的地方,环境好些的光入住之前的保证金就要好几十万元,哪有那么多钱啊。”

　　郭浩从身边的皮包中拿出一个小本,指着上面的记录说:“这是石景山区一家比较不错的养老院的费用,按照我爸妈身体情况需要缴纳每人3万元的保证金、一次性缴纳生活用品费1500元、房费每月5000元、护理费每人每月2800元……”

　　“不是听说可以抵押房产吗?这房子虽然不大,但地理位置好,也是值一些钱的。”记者刚说完,郭林连忙摆手说:“那怎么行,这房子怎么能卖,不行不行。”

　　“这房子是要留给我的孙子孙女的,万一谁结婚没有房子,也要有个备用的。”郭嘉豪顿了顿,“把房子抵押出去,就是用孩子们可能一辈子的大事去换我们老两口好一点的晚年,不行不行。”

　　一个多小时后,郭家人终于有了方案,把目前这所不足60平方米的小屋出租,在大儿子居住地区附近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之后请钟点工白天照顾,晚上有需要时再由儿女轮流照顾,多出来的租金和小时工钱由4个儿女均摊。

　　然而,在记者离开前,郭嘉豪仍旧紧紧拉住记者的手说,“我不敢生病了,不能再给孩子们添负担了,家里的十几万元够我和老伴入土吗”?

　　为何老人们不愿去社区托老所

　　在如此为难的情况下,郭家人为何没有选择社区养老机构或者托老所?

　　“那里就是多个人照顾,条件还不如家里呢。价钱合适的远在大兴区,我们都没法去看望。附近好一点配备医生的养老院,没有关系,根本排不上队。估计等到我60岁了我爸妈才能挨上号。”今年尚未50岁的郭浩有些调侃地说。

　　“那些医疗水平可以比得上医院的养老机构大都是两个甚至几个老人挤在一间很小的房间中,就像医院的普通病房一样,这样的环境太令人压抑了,根本谈不上‘养’。”郭家长子郭林认为。

　　10月14日,在北京市月坛社区卫生中心,记者随机采访了正在这里准备领药的几位老人。“环境差、感觉被困住了、医疗水平差”等成为受访老人们对一些社区托老所的印象。

　　在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恺悌看来,目前空巢老人或者高龄老人靠过去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不能保障日常生活,需要调动社区周围的一些资源替补家庭资源的不足,社区养老应成为老年人安度晚年的一种养老途径。

　　张恺悌认为,社区养老起到一个“蓄水池”的作用。“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老年人在很短的时间内都送到养老机构里,何况机构养老也不能替代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张恺悌说。

　　但在多数社区托老所的经营者看来,开办一个社区托老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其间要面临选择房屋、交付高昂租金等诸多难题。

　　据媒体报道,北京一些社区内的很多托老所未能正常运转,有的形同虚设,有的挪作他用,原因在于经营者无力承担高昂的房屋租金,以及缺乏专业护理人员。

　　“由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各项服务都是低偿或无偿,加上聘请专门的护理、管理人员每月要付一定补贴,加上有线电视、水、电、气、食堂成本等费用,使托老所运行出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通过电话,重庆市沙坪坝区某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托老所的开支由社区办公经费垫支,街道每个月补贴300元,但由于收支悬殊较大,目前社区已亏损近3000元。“社区经费本来就很有限,如果政府不能每月从经费上支持、保障,托老所运行是很困难的。”

　　记者走访了解到,尽管从国家到地方都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但目前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普遍受到场地、成本、人员等因素的困扰,绝大多数都是租地租房,规模较小、档次不高、服务内容相对简单。此外,一些社区托老所经营者表示,养老职业队伍没有列入国家劳动行业类别,从事社区托老所服务处在“无名无份”的尴尬境地。

　　社区养老期待政府完善软硬件

　　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莉莉看来,“老龄服务体系的建设不是一两个部门,或者仅靠政府、市场就可以完成的,必须要从国家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高度来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统筹规划。但从目前情况看,这种老龄服务体系的建设理念还没有形成,老龄服务体系目前仍然主要依靠某几个部门在推动,政策涉及的范围小,政策实施的力度弱,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不密切,这是导致目前中国老龄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

　　王莉莉以民政部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为例,“这是推动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文件,在引进外资、土地、税收、水电等方面都给出了相应的优惠和扶持政策,但在具体落实中还要依靠相应的职能部门的支持。因此,有必要专门成立相应的机构,或者采取重要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的方式来推动老龄服务体系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协调更多部门和资源,直接、有效地加快中国老龄服务体系建设”。

　　“从中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上来看,80%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社区养老,需要社区日托站、托老所的老年人比例为41.1%。但在城市化发展不断加快以及房屋建设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是很不现实的,高昂的土地使用费不仅加大从业者的成本,也会抑制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王莉莉说,因此,在现阶段政府必须加大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硬件设施完成之后,再引入市场来提供服务。另外,“投入不准”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把财政或福利彩票公益金投入到建设高档养老机构上,而事实上老年人对中等和普通水平的养老机构需求量更大；“投入效益不高”在一些公办养老机构中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在管理和服务方面,传统的行政事业单位色彩比较浓,无法适应市场化发展。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福利处处长王辉表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应当优先保障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办好公办保障性养老机构,各地公办养老机构要充分发挥托底作用,重点为“三无”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

　　王辉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按5%最弱势的老年群体入住养老机构计算,全国需要1000万张床位,而当前城乡养老床位总计不过400万张,不计土地费用,每张床位平均投资10万元,仅床位建设一项,就有近6000亿元投资缺口。

　　“目前我国公办养老机构中入住的老人大多数都属于弱势老人,有少数公办养老机构不符合规定,但只是极少数,不能代表公办养老机构的整体情况。今后我们要制定政策,要求公办养老机构在完成政府托底保障作用之外,如果还有闲置床位,应该向社会开放。”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不久前公开明确表示了以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