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人为什么能过上全球“最幸福”生活

1846年，安徒生发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国文学界评价此童话“反映了丹麦深刻的社会矛盾”。
这则童话发表100多年后，那个因为诞生了安徒生而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被评选为世界上“最幸福国家”。
笔者试着从几位在北欧诸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的视角，来揭开这些“幸福国家”背后的秘密。

秩序：排队做手术的首相

两个月后，终于轮到首相做手术，但出访秘鲁的时间已经错过了。
只要回到中国，移民瑞典哥德堡20多年的赵福卿总会面对亲朋好友的追问：你们到底幸福到什么程度？
这时，赵福卿总会讲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一位瑞典医生为了让一个抑郁症患者多晒太阳，开出这样一张药方———出国度假两周，费用政府报销。
于是，亲朋好友再问：出国度假，那不是特权阶层，或是富人才享有的权利吗？
赵福卿不理解什么叫“特权阶层”。因为在瑞典、丹麦这些北欧国家公民的观念里，“特权”这个词是不存在的。
赵福卿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当年瑞典首相去秘鲁出访之前，突然发现自己腿不舒服，检查后发现要做手术。
首相向医院申请做手术。但瑞典法律规定，一个医生每天只能看6个病人，于是首相的手术时间被推迟了下来。两个月后，终于轮到首相做手术，但出访秘鲁的时间已经错过了。
赵福卿至今感叹，一个首相都不能享有提前做手术的特权，这个国家的秩序，会是何等严谨。
赵福卿在乘坐电车时，曾多次碰到过哥德堡市长，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坐在车厢里。对市政府决策有意见的乘客，可以直接过去叫着他的名字给他提意见，而 市长在这种时候，是要谦虚认真地听取意见，“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服务好人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先生在《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写道，“（瑞典）法律曾经明确规定，除国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
专门从事北欧社会政策研究的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葛忠明，曾多次去瑞典考察，他见到过首相和国王，但“他们都没有浩荡车队，没有。”
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裴德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丹麦没有腐败根源于法治社会。”
在葛忠明教授看来，法治社会不是简单的有很多立法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对法律的态度：是可以操作的，还是只能信仰和遵守的？”
“腐败绝不单单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权力问题。”葛忠明教授说，权大于法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当权力和资本勾结的时候，法律往往是很软弱的。”
而丹麦和瑞典皇室的特权，张倩认为还不如一个普通居民家，“普通居民家可以弄个围栏，不打招呼不能进，但皇室连个护栏都没有。”
丹麦皇宫是四栋灰褐色哥特式建筑，外观朴素，民众与车辆可自由穿梭在四栋小楼之间。“丹麦皇室没有隐私，小王子寝宫下面甚至是展览室。”张倩没事会上网查阅丹麦皇室主要成员的预算，包括女王及其夫、王子、王妃，明细一清二楚。
“丹麦皇室肩负吸引游客的任务，这是国家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在丹麦兼职做导游的张倩说。

税收：央行行长一半收入拿来缴税

“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赵福卿说，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
“不奢望自己能取得大成就，不用担心会穷困潦倒；没有什么能让人兴奋，也没有什么会令人愁苦。”张倩总结这些年自己混在北欧的状态。
这两年，尽管遭遇全球性经济危机，但北欧四国并没有改变“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特点，仍是很多人的移民首选。
上世纪70年代末，广西人卢志刚转道越南来到瑞典，在哥德堡呆了30多年。今年12月初，他回国探亲旅游，行程包括上海、广东、北京、广西等。
他现在是一个闲人，过去30年连续不断交税，他已经可以让政府养着过晚年了。
无论是瑞典的卢志刚还是丹麦的张倩，都认为高福利的社会，来自于高税收。“税收像调节器，把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通过财富二次分配做到最大可 能的平衡。”卢志刚说。
在哥德堡，北京人赵福卿所开饭店的税率是20%；工人按照台阶式交税，年收入100万，得交80万左右的税；丹麦工薪阶层的最低税率为38%，张倩如果收入2万克朗，拿到手的只有一万三左右；而一条标价500块钱的牛仔裤，政府要从中抽走100块……
杨启先总结过这种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劳动多、贡献大的多得。但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
张倩拿一组数据论证，芬兰银行（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央行行长月收入大约在15000欧元，需缴所得税50%；部门负责人的月收入约7000欧元，刚毕业进入银行从事研究工作的职员月收入2500欧元，银行内的清洁工、保安人员的月收入大致2000欧元。
比较起来，税前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7倍多，但税后只有3倍左右。在北欧四国，通过税收这种强有力的再分配手段，使各国形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等收入者占到总人口的80%-85%。
“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税前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赵福卿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很小。而《2002人类发展指数》中，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北欧诸国均排在前列，如挪威0.258，瑞典0.250，芬兰0.256。
在葛忠明教授看来，幸福指数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与社会政策安排直接相关。”
“通过社会政策，北欧国家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调整，整个社会的分化表现在经济、权力方面的分化不那么严重，这使得社会系统结构呈现高度扁平化特征。”葛忠明说。
而这种调节的结果是，群体内部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每个人在国家那里得到了相同的政策待遇，因此呈现出高度和睦的特征。
“正是群际和群内关系的和谐，使得北欧国家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高过其他地方。”葛教授分析。
不过，“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赵福卿说，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
在北欧四国，对于那些收入很高的资本家、商人、影视体育明星来说，税率最高可达80%，除了地下的逃税方式，对他们来说，移居国外是一种惯常的逃税方 式。
比如知名三级跳运动员奥尔森为了逃避纳税，将居住地点改在了蒙地卡罗。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网球明星博格，因不满瑞典的累进税率太高，干脆到英国定居。
高福利的政策，也让很多人钻空子。北欧那些愿意生育的家庭，一般会有两到三个孩子，因为光政府给孩子的补贴，已经足够一家五口人生活。
“在丹麦，中东移民比较多，他们会生很多孩子。”张倩拿中东移民和勤劳的中国人做比较，这些中东移民完全靠孩子生活，根本不用工作。

工作：千万别对服务员呼来喝去

当木匠？来到这里的中国游客会感叹，这些被大家瞧不起的工作，在北欧居然会有人感兴趣，并且当成事业来做。
因为享有高福利，工作对于北欧人来讲，更多是出于兴趣，而非谋生手段。
在哥德堡住了20年的北京人赵福卿当年劳务输出后留在瑞典，他对当地人对工作的态度非常欣赏。
“上完中学后，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在这些职业中，有人选择高端的，但更多的选择当木匠、当厨子，甚至打扫卫生……
当木匠？来到这里的中国游客会感叹，这些在国内被大家瞧不起的工作，在北欧居然会有人感兴趣，并且当成事业来做。
“北欧劳动力成本特别贵，所以几乎所有饭店都是自助餐。”作为一个餐馆老板，赵福卿手下也没有几个服务员，瑞典人会很自觉地自助。
“你不能指望餐馆服务员给你倒水，也不能指望宾馆服务员上门给你调整网线。”在丹麦，如果游客不知道在宾馆如何上网，“要么你自己琢磨明白了，要么 要看工作人员是否有兴趣给你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张倩回到北京对首都机场细致入微的服务感叹“国内服务业水平太高”的原因。
但同行的一位丹麦男士不习惯，“为什么漂亮的中国姑娘一定要帮我把行李提到车上？”要知道，在北欧，男人不能帮助女性提东西，这会被视为“性别歧视”。
习惯了国内“优质服务”的张倩，在丹麦生活时也有自己的苦恼。
冰箱坏了，打电话叫人来修，修理时间从工人上车出门开始计算，到家后检查出毛病，开车去买零件，再换上。
如此折腾下来，七八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按照丹麦最低工资标准，修理费800克朗，不二价，相当于900多元人民币啊。
“如果在国内，你可以大吼：这是什么效率啊？我要投诉！”但张倩不敢发火，因为人人平等，工作没有高低之分。
赵福卿最开始也以为自己开饭店会被人瞧不起，后来融入这个社会才知道，“当首相有时会被人忽视，打扫卫生则会被人尊敬。”
“大家都在工作，都在交税，所以在北欧，工作根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赵福卿说，国内很多游客来北欧旅游，习惯性对餐馆服务员呼来喝去，这样做将不会得到服务员的任何服务和好感。
“你不能投诉，因为你看低别人在先。”今年9月，笔者曾有机会出访北欧四国，导游佟明化经常在车上嘱咐出访团员，每天下车前顺手把垃圾带走，这是对大巴司机劳动的一种尊重，千万别把他只看成个开车的。
这名大巴司机是56岁的瑞典人克瑞斯，每天笑呵呵的，温文尔雅得像个教授，早餐时从容地喝咖啡看报纸，在车上放交响乐，和中国游客聊“贾宝玉”、“淘宝网”。
“开车是克瑞斯的兴趣，这份工作要带来的是快乐，如果游客让他不爽，他只能忽视，不能因为游客而影响自己的快乐指数。”佟明化说。
几乎每个人都是凭兴趣在工作，佟明化是球迷，他借机数落中国足球：“你看，北欧小孩把踢球当成兴趣，兴趣足够浓厚的时候就成了职业球员，所以瑞典能够培养出伊布拉希莫维奇。”
那一天，旅行团正好走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1992年丹麦队递补进入欧洲杯决赛圈，但他们居然在哥德堡的乌列维球场夺得冠军，这被称作足球圈的“丹麦童话”。
佟明化恨铁不成钢：“中国队拿过亚洲杯冠军吗？”车厢里哑然。

为何北欧全球幸福指数第一

下午的四、五点钟，北欧人已经下班开着车到湖边或山上，恣意地划船或攀岩；此刻的中国CBD区，上班族仍卖力地冲业绩，继续吃着各种方便食品。不成文的加班文化，让中国夜晚的办公大楼依旧灯火通明，晚餐的应酬又变相地延长了工作的时间。
北欧人平均每周工时37个小时，而中国人平均多了8小时。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公布的调查，中国人去年平均工时已经超过2200个小时，几乎居全球之冠。这样的代价，让我们的富裕陷入了著名的“GDP与幸福”问题。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的经济指标逐年攀升，中国人的幸福值却没能与之同步，先升后降地划着一条并不漂亮的曲线。
而最近几年以来世界各国推出的幸福指数、幸福值排行中，北欧五国无不高居榜首位置，中国则远远地在三四十位徘徊。无论是在自然环境、公共建设、社会福利以及文化教育上，辛苦劳碌的中国人到底是输给了北欧人。
放眼望去，北欧国家没有高楼大厦，人们穿着朴素，开着旧车，吃着简单的食物，每天晚上7点以后街上就静悄悄的，没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也没有超级奢华的消费刺激着人的神经。生活在这种地方的男人们，幸福从哪里来？
北欧男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生活品质，瑞典有句老话：钱是可以储存的，而时间是不能储存的，你怎么花时间，决定了你一生的生活质量。被房子、车子、票子充满的人生，和被孩子、妻子、园子充满的人生，北欧男人选择后者，因为他们要的是品质，而不是物质。

孩子是男人生活品质的重要部分

如果你有孩子，而保姆费用特别昂贵，你会选择去外面多找一份工作挣钱给孩子请保姆，还是辞职回家自己带孩子？
在瑞典，很多男人无一例外选择后者。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他们有一年的带薪产假，政府鼓励生育。他们会说，你说的没错，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男人带孩子比女人更细致，或者孩子跟父亲在一起才能培养好的个性。Fredrik说的可能最有代表性：“因为我一天不看见我的孩子，不给他讲故事，不在他的小额头上亲一下，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人生没有意义了。如果错过了孩子叫第一声‘爸爸’，我可能恨不得撞墙。”
这一点都不夸张，瑞典男人爱孩子是出了名的。在路上经常看到胳膊上都是文身，却在胸前兜着一个婴儿，手上牵着一个孩子，拎着购物袋的金发帅哥，他们慢吞吞地走着，时不时地往街边的店铺里张望一下，仿佛心里在默算还要添置的东西。公园里也有推着婴儿车晒太阳的奶爸，换尿布的时候把孩子的小腿并起来往上一抬，手底下一抻一塞，动作十分娴熟。
Fredrik是一家商场的会计师，公司有专门的幼儿园和哺乳室，很多父母都是带着孩子上班，午饭时间还要去给孩子喂奶。很多奶爸混迹在奶妈中间，坦然地用奶瓶给孩子喂奶，一点都不觉得尴尬。机场的男用洗手间里甚至有专门给婴儿换尿布的操作台，北欧爸爸是一刻也离不开孩子。
“我们并不是‘家务男’，而是‘居家父亲’。如果一个家庭主男把自己淹没在琐碎的家务事里，是愚蠢的表现。居家父亲应该成为孩子心目中最棒的爸爸， 还要能有自己的创意，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让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长。”做过8年家庭主男的Fredrik郑重补充。
瑞典“奶爸”们认为，最好的时光就是孩子们在睡觉之前爬上膝盖，向自己要一个拥抱。这种时候，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有成就感，非常幸福。对瑞典男人来 说，孩子不是男人在寻求成功过程中的一个背景，而是一个男人生活品质最重要的部分。

热爱女人就是热爱自己

众所周知，丹麦的婚姻制度几乎濒临灭亡，很多成年男女选择同居不结婚。结婚的人也经常穿着便装去登个记就可以了。而且丹麦是个性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然而丹麦男人却非常保守和专一。
Eric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在一家公司作软件开发师，还有半年的时间他就可以升任研发主管。这个时候女友Jan被银行总部派往香港出任经理，这正是Jan梦寐以求的机会，为此她每天坚持学习一个小时中文。这让人担心，没有婚姻关系的感情，能否经得起两地分居的考验？Eric却抿起好看的嘴唇笑了，他轻松地说，两周后我会去公司领最后一个月的薪水。Eric认为，自己的工作虽然好，但自己没有Jan那么强烈的工作愿望，当然是自己放弃比较好。Jan每天都那么努力地学习中文，她一定能实现梦想的。根本就不存在两地分居的问题，因为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Eric自己主动报名参加了反对家庭暴力培训班，说起男人应该如何避免家庭暴力，他的话就变得很多；还有准爸爸课程，他说害怕以后去了国外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要先学好，如果Jan怀孕了能给她最好的照顾。
这也不是什么特殊例子。丹麦男人从小就被教育要热爱女人，尊重女人。Eric不仅对Jan这样，对自己的母亲、姐妹都是这样照顾得无微不至。妹妹的丈夫不幸去世，Eric陪伴了她整整一年，每天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开导她，带她去旅游，在她情绪失控大叫大闹的时候冲上去抱住她，流着泪亲吻她。他热爱所有的女人，这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给女人一个虚无的承诺只能让他感到不安，只有分分秒秒的陪伴和注视才能让他安心。

找到让自己高兴的事情做

Reidun住在挪威卑尔根附近的一个岛上，岛上几乎荒无人烟，每座房子都掩藏在大片的树林和草坪中。他家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面的摆设非常普通，但推开后门，人们都会惊叫出来，他的后花园令人惊艳，玫瑰、郁金香发出阵阵香气，嫩绿的草坪被修剪得像绒毯一样，甚至还有一处人工瀑布，水帘底下是一块刻着盾牌的石雕。Reidun得意地说：“这个园子和我儿子同龄，6岁，这个瀑布，我花了整整两年才搭好。”其实，这个花园并不是那么奢华，花草都是普通的品种，是挪威家家后花园里都有的东西。Reidun引以为豪的瀑布，也不过是普通的石料，他自己雕的图案也难免粗糙。
Reidun说：“我就是喜欢劳动的感觉，浑身热汗，喝一杯冰镇啤酒，很爽。阳光灿烂的时候，脱了衣服在草地上晒一天，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
Reidun从来都闲不住，他现在的计划是每个星期去刨一根圆木，要在树林里搭一个小木屋，还要砌个壁炉，冬天带全家人去度假。
对Reidun来说，“我们的花园很大，不仅仅是自己家里的后花园，还有这个国家所有的公园、湖泊和森林。挪威男人的花园是无边无际的，我们总是能找到让自己高兴的事情做，让自己的生活处处有味道，不会懒散，只会充实。”

五个问题，你是否像北欧人一样幸福

1、晚上7点到10点，你在哪里？
中国：人们多在KTV、打牌、吃大餐、交际应酬、逛街………就是很少在家（即便在家，也是上网、看电视）。
北欧：此时是Family time ,不开电视机的家庭时间，北欧的商店在晚上6点钟就打烊（有时更早），大家都回家晚餐、聚会，很少在外流连。

2、你天天陪孩子或家人吃早餐？
中国：年轻的父母，经常是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太晚，所以早上起不来，更别说吃早餐了；小孩多半就在路口转角的早餐店解决，有了零用钱，不怕饿肚子。
北欧：父母百分之百一定和孩子吃早餐，情非得已的话，也会有一个人陪孩子。

3、你的青少年孩子愿意跟父母一起出门吗？
中国：别说因为青少年的叛逆期，事实上，是因为父母亲早年失误所造成的结果。回忆一下，大人带着小孩参加宴会，常任由他们跑来跑去，在极其无聊的情况下，调皮捣蛋的孩子们总是挨骂。长大后便认定，通常父母约的八成没好事。
北欧：父母约孩子出门时欢天喜地的事，即使80岁的北欧老父母打1通电话给60岁的老孩子，也能相约出游。北欧的父母亲如果带小孩出门，必定以小孩为中心安排行程内容，否则宁可不带在身边，单纯赴约。因此，北欧的孩子知道，只要父母约的绝对是好事。

4、你一定要晚上加班到半夜？
中国：多数中国人加班的方式很悲情，朝九晚五，将工作摆在了第一的结果就是晚归晚起，中国爸爸经常晚上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了，早上起床小孩已经上课，同住一个屋檐下，一个礼拜有五天无法见面好好说话，已经成为中国双薪家庭的生活常态。
北欧：即使要加班，也以不影响家庭时间为准，例如父亲宁可选择凌晨3点钟去加班，家里至少还有母亲可以陪小孩吃早餐，父亲也只损失早餐的1小时相聚。凌晨加班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的确为北欧爸爸们增加了3小时的晚餐家庭相聚时光。

5、帮孩子买房子？还是一起买房子？
中国：许多中国父母经常掏腰包替孩子买车或付头期款房贷，不然，就是要求干脆和父母住在一起，省下房租及贷款。
北欧：若要替孩子买车，会让孩子上初中时开始打工攒钱，父母亲以渐进式赞助资金，与孩子一起买了3辆二手车，到了孩子上大学需要用车时，双方便将3辆二手车的好零件凑在一起成就一辆好车，这是北欧人送车给孩子的方式。等孩子要结婚，做父母的通常会算算自己有多少钱、孩子有多少钱，然后双方合资买1块地，合力盖新房，这是经营亲子感情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