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和官僚机构，是这一时期的新社会制度的左膀右臂；在这个中央集权的独裁主义体制内，这两个要素构成了支撑这个制度的精神支柱和世俗支持。这两根支柱之所以能够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资本主义工业和财政，这是一个更为浩大、广阔的权力王国。大家想必还记得，马克斯·韦伯认为，意大利诸城市在丧失了它们的自由之后，转而能够卓有成效地管理财税，这才是它们真正的新成就。新上台的寡头政治集团，是历史上第一个按照新时尚与簿记原则来管理自家财政的政治体制。以至于今天，欧洲每一个首都城市里，都能够看到意大利的财税专家和理财高手。
    从商品经济发展为货币经济，这一转变极大地扩充了国家资源。租金、掠夺赃物、战利品收入，以及将专利权扩大应用到技术发明领域，这些都极大地增加统治者国库的财富。国家疆界的扩大，意味着纳税人数的增加。首都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土地和房屋租金价格的加大；这两者的增加，最终都意味着国库钱财的增加。不但皇室政府实现了资本主义化，他们自己还建立工业，如军火制造业、陶瓷制造业、地毯制造业等等。而且，基于贸易顺差的想法，创造了一套剥削制度，让每一个主权国家在与他国进行交换时，都可以用较少的商品换取更多的回报收入，而且用黄金结算，亦即典型的殖民主义经济学。
    接着，资本主义又变成了军国主义：当贸易方面不再占有优势的时候，它依靠国家军队，这是殖民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尤其，资本主义发展给各个部门都带来了庸人思想习惯，以及实用主义就事论事的评价标准。这是一整套的引导方法，它准确而整齐，表面上还很有效率；此前巴洛克生活那些繁复、浮华的表现形式，就曾经依赖这些方法而建立起来。新生的商人和银行家阶级，都曾经十分强调方法、秩序、程序、权力、流动性，以及一切行为习惯，       假如这些东西足以增强其指挥和驾驭效果。老雅各布·福格(Jacob Fugger the Elder)甚至为自己的旅行专门设计了一套用品盒，里面装有很紧凑的，配置很到位的用餐器具，甚至无一件用不着的。
    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秩序有个很好的标志物：就是国家铸币厂冲压硬币时候使用的铸模，这种铸模规格整齐，均匀一致；它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社会逐渐现形的品质。佛罗伦萨铸造的金币，分量足，成色好；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信誉和商业地位。追求知识的兴趣首先出现在商家的账房里，因为那里为了维持长途贸易业务，中途往往设有支付代理人，因而都最需要数学和读写技能，这些都是文字记载手段所必不可少的。随后，这种兴趣提升为科学追求，并且扩大到自然科学的广大领域。因而，数学、写作以及经典物理等学科，也就成为新教育体制中文法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回顾这一时期的有趣历史事件：著名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担任了铸币厂厂长职务，伦敦商人出钱于1662年帮助建立起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赞助物理学实验，完全为倡导学术研究之宗旨；这些事件都不是偶然的。它表明，机械学上某些学科知识和专业训练，实际上是相辅相成、触类旁通的。
    新资本主义嗜财如命，贪图权力无尽无休。但是，在它牟取的这些直接物质利益的背后，它对于整个感官世界的框架和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新的空间观念：对于空间的重新组织，使之具有连续性，使之有序化，或者减小到最小单位，或者延伸它，把大空间的限度推得更远……是空间概念无限扩大，或者无限缩小，最后，再将空间与物质运动、与时间维度，互相联系，构想出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这里才是巴洛克思想的真正伟大的胜利成果之一。
    对这些概念和变化首先予以清楚表述的，是一批画家、建筑师和景观画家。为首的一些人物，包括以下几位：第一个，就是提到过的建筑师、艺术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阿尔伯蒂；第二位是伯鲁乃列斯基(Brunelleschi，1377—1446年)，他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建筑师，建筑作品风格典雅、宁静、清新，代表作有圣洛伦佐教堂和佛罗伦萨的圣玛丽亚教堂；第三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萨画家乌切洛(Uccello，1397—1475年)，他很注重透视法的运用，试图调和晚期哥特式风格与文艺复兴风格，其主要成就是三幅《圣罗马诺之战》；第四位，是意大利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塞利奥(Sebastiano sertio，1475—1554年)，古罗马的主要建筑理论经他传人法国，主要作品有枫丹白露宫殿大门等。这些讲佛兰芒语的现实主义者们，基于他们为先进的纺织业工作的背景，对空间有准确的领悟和把握。看来，对于空间进行合理组织的工作，一直留待15世纪的意大利人来最后完成。他们在前景框架和地平线平面这两种平面内，以数学线条互相连接，对空间进行了组合；结果不仅实现了距离、色调浓度、光强弱的互相联系，还实现了运动物体与三维透视空间的联系。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迄今为止从不相关的线条与物体，统统放在了矩形的巴洛克框架之内，以有别于中世纪绘画外框往往很不规则的惯用做法。这样的艺术构思和实践，又与政治上为了巩固政权而把领土纳入巴洛克国家版图的做法同时发生，不谋而合。只不过采用绘画直线和统一建筑线来表达匀速运动，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是要有个发展过程的；直至这个过程完成至少一个世纪之后，才有了无限远大街上真正建筑立面的问世。
    同样，把握了透视法之后，不仅取代了封闭画面和有限街景，更延伸了走向天际线的距离，让观赏者的注意力集注于逐渐远逝的平面而想穷尽它；而这时候，城墙作为城镇规划的一个显著内容，还远未被取消呢。这一创新首先为巴洛克设计堂皇的城市大道提供了审美的前奏曲。这些宽广的城市道路，最多只是采用一统方尖碑，一座拱形门，或一幢建筑物，当作街景画面中，檐板与铺装道路延长线在远方交会和终结的灭点。城市景观中长长的流变进程，以及空间无限而富于纵深感的街景这一类巴洛克后来经常采用的符号和特征，起初都是由画家首先发现和提供的。城市生活中，行进过程本身，要比最终抵达的目的地更显重要。比如说，观看罗马的法尔内斯府邸。的时候，人们更喜爱它的前院、前厅和前广场，而不甚喜爱其伫立于山顶的粗笨立面。新出现的文艺复兴式的窗框，无疑具有画框之妙；而文艺复兴文化创造的油画画框，则又是一个想象中的窗框。有了这样的嘹望口，肯定会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暂且忘掉抬眼可见的沉闷内院景象。
    假如古代画家先于笛卡儿采用坐标系统表现笛卡儿数学关系，那么，人们对时间的总体概念就会更具有数学特点。从16世纪开始，家庭用钟表已经开始在上层社会住户普及了。但是，在巴洛克空间观念已经引进了运动、行走、速度概念，以及速度的征服效果的同时(早些时期的运载工具，如风篷车辆、三轮车，以及后来出现的娱乐用过山车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巴洛克的时间概念却仍然缺乏自身必要的维度定位。这时候的时间概念，仍然只是一个个瞬间的连续和积累。时间，此刻不再表现为一个叠加的、延续的进程(duree)，而成为若干分、若干秒的总和。换言之，时间不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这样，巴洛克时间的社会体现，就是一个接一个川流不息的社会时髦和时尚习惯，年复一年不断变化更新。而在追求新奇事物的时髦社会里，此刻又发明了一种新罪恶，这就是忽略时效性。忽略时效性的产儿，就是它的现实载体——报纸。报纸一日接一日地刊载本地各种零散新闻事件，而这些事件除属于当前同一时间之外，并无其他任何明确的内在联系。如果说，事物在空间里的重复——例如，街道上的列柱，游行队伍中的士兵——还能够创造出一些新鲜含义；那么，时间维度内，所需要的就不再是重复，而是创新。至于说考古学者崇拜历史，那显然不是因为恢复了历史，而恰恰是因为靠新发现而否定了历史。真正的历史不可能再次复原，除非以全新的形式再次进入新的社会生活。
    可见，货币作为价值的抽象形式，空间透视法则，以及机械化了的时间，这三个元素就为巴洛克新时代社会生活架构出一个封闭的框架。人类体验越来越被简化为这样一些简单元素，被降低为可以分裂开的、可以单独度量的东西。由来已久的柜台取代了有机生物体的做法。经验当中只有那些不会留下黑糊糊乱糟糟一团的那一部分，才是真实的；凡是不能在视觉上引起轰动效果，不能表述为机械性的有序性态的，就都不值得去表现。艺术上讲求透视和剖析；道德上实行的是耶稣会教士们系统的诡辩术；建筑上时兴轴对称、形式主义的重复出现和五种柱式的固定搭配比例；城市规划和建设上，是精致的几何形规划方案……这些，就是当时的新形式了。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个喜欢抽象分析的时代，是个在认识能力上十分清晰明确的优秀时代。新式方法和习惯，喜欢处理数学可以分析的碎片，而不注重处理整体事物，这样就第一次提供了一种聪明的新方法去重新把握整体事物；这样的方法，有如商业上出现的复式簿记同样有用。同样，在自然科学方面，这种分析的抽象认识方法，也导致度量单位的发现，为研究和精确计量提供了方便；原因就在于，被认识的事物是被肢解的、碎片化的、不完整的。当时系统思维能力的提高，以及准确预言物理事件能力的提高，对于人类都是有贡献的：具体体现就是即将出现在19世纪的一系列的技术科学巨大进展。可是，在社会研究方面，抽象思维习惯带来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是灾难性的。自然科学领域里面确立起来的新秩序和新理论，却不足以描述或者解释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甚至于到了19世纪的时候，即使是统计分析方法中最被认可的正统成就和进展，也很少进人社会学分析的领域发挥作用。甚至连真正的男人、女人，含义是什么；真正的自治市镇机关和城市是什么，都不清楚，以至于法律和政府在处理问题和纠纷时候，把真实的人和实体，当作幻影和幻想的人物和实体。而狡猾的实用主义的杜撰和捏造的谬论，诸如王权神授(Divine Power)、专制政权、国家、主权等等，却被政府和法庭当作了真实的实体来对待。所谓“解放了的个体”，一旦摆脱了依附概念，一旦脱离了实体和社区，就处于游离状态，不附属于任何地方和社团，成为社会势力、政权组织的一分子，不顾一切地去谋取社会权力足以支配的任何东西。为了谋求政治和经济无限权利，极限概念消失了：包括人口极限，财富极限，人口增长极限，城镇发展极限……事情就走向了反面，数量扩充为压倒一切的东西：商人无论怎么富也不算富，国家领土再大也不算大，城市再大也不算大。人生的成功，被定义为财富的扩张。这样一种迷信，甚至于至今萦绕在当今无节制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当中……
    为了搜罗更多的顺民——即使是更多的炮灰，更多的租金和税收的摇钱树，在这一目的上，君主们的追求和资本家是一致的。资本家也在寻找永不枯竭的市场，永不满足的消费者。强权政治与强权经济，互为补充，沆瀣一气。城镇发展了，消费者大量增加了，租金提高了，税收增多了，所有这些结果都不是偶然的。
    法律、秩序、千篇一律，这些都是巴洛克首都城市的特殊产物。但是，法律的存在是为了确认既得利益阶层的地位和安全，秩序则是一种机械的秩序，它不是以血缘、社区联系、姻亲关系、感情为基础的社会联系。至于千篇一律，那是官僚主义体制制造出来的，他们的
    档案、卷宗、八股文章和繁文缛节，以及为了有系统地征收赋税而创制的无数规章细则。制推行这一套生活秩序的，还有其外部手段，就是军队；其经济上的左右手是商业资本主义，典型机构是常备军，交易所、官府和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