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8月30日晚，浙江律师吴有水已收到来自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生或财政部门依申请公开的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合计超过165亿元。但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未有任何一个省份的计生或财政部门依据吴有水的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的预算情况或用途。（8月31日《新京报》）

　　长期以来，“社会抚养费”收支情况，成了各地心照不宣的“地方秘密”。由此得见，律师吴有水要求全国各地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最终很难如愿。之前有报道称，全国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总额达到200亿元，但从目前17省份公开情况来看，将会远远超过这个数据。然而，超生人数与这个数据是成正比的，可见，各地超生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尽管有关部门将“超生罚款”、“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并明确“社会抚养费”是一项行政性收费，不是处罚，具有一定的补偿和强制作用。但由于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重强制、轻补偿，使“超生罚款”的称谓比“社会抚养费”更贴近现实。要知道，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目的是为了降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规避人口增长过快与资源不足和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因此，执行计生政策重在事前监管，向超生对象征收“社会抚养费”，仅是有关部门监管不力之后的一种补救措施，而不是计生政策的初衷，更不能成为某些地方靠“罚款经济”敛财的一种手段。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会重罚款、轻监管，就是为了能够瓜分“社会抚养费”这块利益蛋糕。据一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乡干部反映，在当地，一些计生部门和基层政府没有严格执行计生政策，对企图超生者睁只眼闭只眼，一旦超生成为事实后，便“罚款了事”。受“罚款经济”利益驱使，哪个地方违法生育人口越多，他们的“社会抚养费”收入越多，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就越多，计生部门的奖金福利就越高，如此恶性循环，变相纵容了违法生育行为。

　　可见，虽然“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但其谜底很容易揭开——超生对象、计生部门、地方政府等形成了一种利益链条，大家各取所需：超生对象花钱“买”违法生育的“准生证”，计生部门“批发”超生指标，“社会抚养费”利益大头上交地方政府，计生部门留点“小费”，日子也过得滋润。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官员和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参杂其中。问题是，其各方利益是以造成人口增长加快、社会负担加重，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等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的。

　　因此，不能任由“社会抚养费”疯长，沦为违法生育的“准生证”。若想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流于形式，首先必须强化政策的严肃性和执行力，斩断地方利益链条。比如，严格实行计生工作“一票否决制”，对违法生育现象严重，进入计生工作落后“笼子”的地方，除了取消当地评先资格之外，也应对党政主要领导及计生部门直接责任人进行问责查处；同时，各地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一律上缴国库，国家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优先给予计生工作先进地区资金支持，以此遏制地方靠“罚款经济”敛财的利益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