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实行汽车限购、摇号等政策后，车牌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但是近日一个名叫王秀霞的大妈被爆出其名下竟拥有上千北京车牌，目前这位大妈已经申请将所有车牌注销。（8月25日《羊城晚报》）

　　拥有上千北京车牌的大妈是不是普通人？背景论恐怕不会少，但我觉得她之所以会成为“最牛大妈”，不过是有一个北京户口。据了解，2005年3月以前，只有北京户口才能买车获得北京牌照。如此政策，理论上讲每个具有北京户籍的人，都能够成为“背户”，也就是替外来人口获取购车资格上牌的“车托”。

　　2006年8月，北京发布了《关于加强机动车登记管理的公告》，限期强制执行车辆实名制。这一政策实际是要求购车身份与牌照身份同一化，购车与上牌不再分享，这意味着帮助购车上牌的“车托”，亦相应会成为“牌托”。在这一系列的政策走向中，“最牛大妈”不过是凭着“牛胆”，把一纸户籍的无形价值卖到了最贵。

　　“最牛大妈”并不牛，真正牛的还是政策的户籍壁垒。如果说，机动车辆管理的政策没有连续性，习惯用户籍的门槛管理，似乎情有可原。然而，类似的情况在当下大城市依然有着深厚的土壤。比如，前不久一些地方就启动检查，打击利用假结婚“出嫁”户籍助人购房的行为。

　　所有的“托儿”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爱”，而是赤裸裸的“利”。在北京每单购房“婚托”收取费用大约在3万到5万元，而“最牛大妈”出租一个“车牌”据说可达1万。可见，城市户籍壁垒所制造的内外有别，不仅增加了外来群体获取城市资源的难度，也无形中增加了本该平等分享资源的获取成本。

　　更重要的是，户籍壁垒的门槛管控，事实上给城市的社会管理留下了诸多隐患，一是社会诚信的沦陷，违规利益的契合，让政策呈现出道德的“破窗”，规则意识被挤占与阉割；二是社会秩序遭到覆盖与破坏。如“婚托”拿了婚姻的严肃性作交易，对伦理是显性的破坏；而“最牛大妈”的“牌托”，肢解了车辆社会责任的归属，也加大了社会公共风险。最后等到他们被查处，又会诱发“租用”上不断的纠纷。

　　拆取城市户籍壁垒，破解人口正常流动瓶颈，也是保障公民权益平等的题中要义，更是改善社会管理，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必由之路。大城市在户籍无法全面放开的情况下，在公共管理领域，应逐步淡化户籍壁垒的痕迹，弱化城市户籍寻租的含金量，真正让“最牛大妈”们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