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广州8月25日电 城市建设“贪大求全”之风近年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甚至连一些地级市也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规划。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近期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国际化大都市”？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贪大求快，却没有考虑到地方实际能力和民生服务配套，不仅造成了巨大资源浪费，更潜藏着系统性风险。

    “大城”遍地开花 几家能结硕果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对辽宁、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贵州、陕西等12个省区调研发现，近几年，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打造新城建设模式，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些专家质疑，中国地少人多、生态环境接近承载极限，需要这么多大都市吗？如此大规模造城运动，又会带来多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新华视点”记者调研发现，当前城市规划发展中三大问题突出。

    ——定位过高。直辖市提出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城市，大区域中心城市；一些中型城市也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甚至也要在整建国际化大都市的拥挤马路上分一杯羹。

    ——速度过快。一些城市体量不大，胃口不小，希望借新型城镇化的大好机遇实现“弯道超车”，“后发赶超”，却没考虑自身的“消化能力”。西南一个县级市，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可以提供超过10万套住房，而目前市区总人口才30万出头。消化现有住房的周期就超过15年。

    ——用力过猛。广东一个县级市，自然风光优美，出于整体规划的考虑，上级政府规划部门一直将其规划为生态屏障，限制工业开发。记者走访发现，该市近期却提出，“不能生态有了经济没了”，希望将上级规划部门核准的旅游度假开发区容积率提高三倍。江苏一个镇，政府财力不足，征地速度却不降，直接给农民打白条，言称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

    “拍脑门”决策 “拍屁股”走人 系统性风险正在累积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劲儿用错了地方，把“以人为核心”变成了“以个别人为决策核心”，试图以行政的手代替市场的手。

    记者在西南一个县级市采访发现，由当地政府主导，在一座山上规划建设了一个商业城，320栋数百平方米的民族风格三层小楼密密麻麻排列在蜿蜒的盘山路上，还分了不同区域，有的规划卖茶、有的规划卖民族银饰、有的区域规划做餐饮，从字母A一直排到J。当地政府负责人表示，政府出全资，希望打造成民族风情文化园，总投资额“八九亿元”。

    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这样“造城”实现难度太大。“三四公里长的盘山商业街，就两个车道，车多了怎么办？这么远的山路，没车的市民怎么上去？连卖什么都规划，有没有市场？一句话，缺乏前期调研。”

    记者注意到，这里几乎没有一家商铺开门。当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盘活人气，政府规定所有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都来此举办，商户入驻第一年免租金，且每间房政府还补贴5000元。但他也承认：“平时人很少，一有活动车就堵到市区”。

    专家指出，政府建房，不收租还倒贴，看似惠民，实则是资金浪费。广东省建筑设计院原院长何锦超直言不讳，“有些城市的领导气魄很大，几亿元资金投入，其实钱都是纳税人的，花钱有没有走法定决策程序？用行政代替市场，可能造成很大的投资风险和资源浪费，也扭曲了城镇化发展的方向。”

    一些专家提醒，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押宝”城镇化，地方融资平台“主要抵押靠土地，还债付息靠卖地”，一旦新城成空城、土地出让断续，极有可能出现地方债危机。

    一家知名房地产企业高管向记者介绍，中央对新型城镇化的方向描述很清晰，但是各地认识不一，随意性很强。“原本准备投资某个国家级新区，该区前一任领导表示，要重视风险，吸取教训，从容开发，我们觉得很对，准备观望。但下一个领导到任又提出加快建设速度，我们只能赶紧准备参加土地拍卖。”

    这位高管认为，地方政府发展规划，一定要描绘清楚坚决执行，形成制度约束，不能因为领导更迭就“人走政息”。

    走不进百姓 何谈走向世界

    专家认为，城镇化确有扩内需、促增长的作用，但城镇化的方向绝不是片面造大城、建大都市，必须刹住部分地方的贪大求快风，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

    中国工程院院士、设计专家何镜堂等专家建议，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不是以大为荣，而应该兼容生态、宜居、产业发展和交通等因素，建设绿色、环保、紧凑的中小城镇。

    记者近期在汶川走访发现，原本拥有4万多人的汶川县城，1万多人选择离开，1万多人在地震中遇难，剩下的只有1万多人。5年过后，由于重建建筑安全、公共服务质量改善，震后急剧减少的人口已经回流，有1万多居民选择回来。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表示，汶川重建是化灾为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并通过产业选择，寻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活力。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汶川重建的模式，与德国等一些国家的小城镇模式类似，虽然体量不大，但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与大都市相差无几，医院、学校、购物机会等一应俱全，居民在本地就能享受到和大城市类似的机会和保障，却少了拥堵、教育、住房之苦。

    专家指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城市病不断凸显，新型城镇化应该避免再走类似的弯路。而国内一些城市一边高喊与国际接轨，却不倾听百姓心声，基础设施不到位，城市规划不合理，连百姓都走不进，谈什么走向国际。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央要因地制宜制定顶层规划设计，同时通过相应考核调整，引导各地发展新型城镇的规划方向。“否则，类似底特律式的 美国病 也会成为未来中国的烦恼”。胡刚表示。（执笔：乌梦达 参与采写：齐健、陈亮、徐海波、吕福明、魏宗凯、孔祥鑫、石志勇、熊琳、杨绍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