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户籍制度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为农民工的孩子不能在城市里平等入学，父母只能与孩子分开，产生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属于不折不扣的外地人，没资格享受当地住房保障福利，居住成本压力大，农民工只是以过客的生活状态暂居城市，没法安居乐业，夫妻只能分开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农村出现“临时夫妻”的荒唐事。

　　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被屡屡提起，国务院也多次明确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现实效果不尽如人意。昨日，《人民日报》刊发《户籍制度改革重在赋权和增利》一文，门户网站将标题修改为《户籍差别待遇改革进展缓慢》。“进展缓慢”刺痛了人们的神经。

　　实际上，该篇文章的重心并不是“进展缓慢”，而是强调户籍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着分析“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赋权和增利”，最后给出解决问题的路径。这篇文章的视域仅限于农民如何市民化，也是在这一视域内来谈户籍改革的。但户籍制度的弊端，并不是将农民的身份转化为市民就能够解决的。

　　一提到户籍痼疾，舆论往往惯性般联想到农民工。但不少城市人也在承受着不合理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痛苦，城市人也会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外一个城市就业，但市民的城市福利只能在户口所在地享受，成为流动人口后没法在工作地享受。农民工的辛酸，只是户籍制度弊端的一个表象而已。

　　依据户籍来分配公共资源，实质问题是这种分配方式，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模式产生了冲突。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要求人力资源必须能够自由流动，如果以户籍的方式限制劳动力只能在某个地域内流动，注定市场经济没法玩下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就是市场经济自动对人力资源调节的结果。矛盾之处在于，市场经济要求人口流动，但公共资源的分配，却以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管理制度作为分配依据。解决户籍制度的根本出路，是修改分配模式，使之与市场经济制度相匹配。

　　如果流动人口享受不到工作所在地的公共福利，即使将中国农民全部转化为市民，户籍制度所产生的痛感依然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