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再次谈及中国城镇化成本时指出，在2030年前，我国还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1万元，粗略计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约51万亿元。

    的确，如蓝皮书所言，我国城镇化的最大障碍，表面看是户籍制度，事实上，是“附着在户籍制度背后大量福利因素所构成的较高成本”影响了城镇化进度。

    就此而言，城镇化最大问题，首先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也就是未来近4亿的农民成为市民以后，在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问题。就此而言，城镇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农民变成市民，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确需要大量的投入。因此，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设计出合理的“融资模式”，解决农民市民化的成本负担问题。

    但是，蓝皮书在谈及“市民化成本”时，却将之界定为公共成本，意即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财政投入。

    很显然，暂且不论数字本身是否准确和科学，这种算法偷换和混淆了概念，将“市民化成本”等同于政府支出的“公共成本”，从而人为夸大了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投入，除了吸引眼球效果显著之外，笔者更担心这种算法会对未来的城镇化政策有误导作用。

    事实上，城镇化这笔账算起来并没有这么简单。李克强总理强调，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这是一笔“产出”的账，也就是从“产出”的角度而言，城镇化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巨大贡献。

    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每提高1%，可替代出口10万亿。根据辜胜阻的研究，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未来5年消费需求，将从2011年的16万亿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左右；同时，城镇化本身也将拉动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近4亿城镇化人口，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标准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所以，如果政策得当，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宏观效应”，这是一笔“收入”的大账。

    同时，从“支出”或者成本的角度而言，城镇化的“成本”负担是一个共担的机制。事实上，公共福利领域已经形成了政府、企业和个人共担的机制。尽管过去多年，中国的城镇化是“夹生子”城镇化，但在养老等公共福利领域，并非一片空白，制度层面已经在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差别待遇。由于实行“共担机制”，政府在农民城镇化的过程中支付的成本，远没有蓝皮书所计算的那么夸张。特别是，我们看到，由于城市的地域差别，一些地方，公共服务领域，个人承担的还要更多一点。

    说到底，中国的城镇化需要设计精巧而合理的“融资模式”，这是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如果设计精巧，城镇化就不会成为政府公共支出难以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