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认为，拉美和东亚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路径，对我们有启示意义。

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这些国家在人均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国家收入阶段后，都要面临一个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拉美选择的是快速城市化。大概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时候，他们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这个水平和最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一样高。他们仅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口漂移”，失地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并直接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这群人是有投票权力的，这导致他们的城市扩张的同时大量涌入人口得到必要的城市福利，政府从选票的角度必须不断追加给城市居民福利承诺和福利支出，形成了所谓民粹主义的经济体系。

由于拉美多是资源大国，各种类型的政府都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形成所谓拉美的“福利赶超”形象。这样拉美国家的第一产业发展很快，由于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有聚集效应，他们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是高度发达的，但他们的制造业则长期停滞，非常弱。这是拉美的城市化道路选择，这种选择使得拉美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处于停滞，即世界银行所称之为的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模式普遍采用的是集约化城市化模式，尽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一直尽力地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整个亚洲的基本情况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多是优势，制造业特征是具有全球的扩张性特征，它不同于传统服务业是自我服务型的，只要有制造业竞争优势，多少劳动力都能转移到工业部门，它的市场是全球性的，不是内部的，这一点就决定了亚洲国家都要选择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中国也不例外。东亚奇迹的经济结构特征基本上是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的福利水平低。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才建立起现代的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家庭养老制，政府对福利支出都不多，比如香港1997年后才搞“强积金”，而其当时的城市化率基本上是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