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烧伤的焦黑体色、不忍直视的皮开肉绽——的确，当一个仅仅12天的幼小生命如此陨落，还有什么图景更能激起人们的同情与义愤？“事实”因此被“认定”：可怜的孩子被“烤死”，医院玩忽职守难辞其咎，舆论声讨来势汹汹。而真相如何，却少有人去思考、去追问了。

　　坦率说，无论是积极回应舆论关切、组织联合调查组进驻医院，还是及时通报调查结果、由第三方进行纠纷调处，泉州有关方面的做法，体现了认真态度与负责意识。尽管因家属不同意尸检而无法确证患儿死因，但基于调查排除保温箱故障、作出感染致死的结论，应有一定根据。有网名“医者在途”的网友也指出，所谓烫伤可能是感染，获得专业人士纷纷转发。

　　应该说，在此事件中，舆论声讨与专业解释的“对立态度”，有其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国的医患关系仍处纠结之中，有过“天价治感冒”的事实，也有过“八毛钱治好10万元病”的误判，其中迷失的舆论天然站在患者一方——毕竟每个人都可能生病。于是，一旦调查有所缺陷，便成了“走过场、推责任”；一旦专业解释不够及时、权威，专家就变成了挨板砖的“砖家”。而一些家属同意火化尸体或是接受赔偿，也往往被认为不是受到某些压力，就是已获巨额赔偿。

　　当标签化站队成为判断依据、科学精神让位于极化立场，理性思维容易屈从于不良情绪。在“阴谋论”面前，所有的证据都可能是“伪证”。于是，不同利益主体展开对话渐成奢望，真相难以浮出水面，共识亦无从谋取。近来，安徽女青年被强奸跳楼的谣言、孕妇“胎儿被盗”的闹剧就证明，一旦公共理性的底线失守，社会良性运行就难免遭受冲击。

　　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现状下，观点越是斑驳难辨、众声越是纷繁芜杂，就越需要专业看法的从容表达、熟虑意见的广泛求同。传播学中有经典的“两级传播”假设，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流动首先影响“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传递给身边的人。“婴儿保温箱内死亡”事件再次启示，今日中国的舆论场域中，仍需要对社会负责的“意见领袖”。作为话语权的掌握者，媒体有这样的责任；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也要面对这样的挑战。

　　另一方面，手中话筒分量越重，就越需要有公共理性，这是对信息时代每一个公民的要求。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时曾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任由类似潜在心理机制起作用，其结果可能是造成社会信任大厦的崩塌。治愈“坏消息综合征”，需要的或许只是“慢说一点”、“慎说一句”，也只有这样，网络世界才会更加健康。

　　正如保温箱能保持婴儿体温恒定，舆论也需要这样的保温箱，既不能“太冷”，也避免“过热”。而这，需要每一位公民都成为熟虑公共意见的塑造者，以理性、责任，构筑起成熟、文明的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