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唐任伍认为中国城市化从1949年开始的60多年间，经历了起步、停滞、探索、发展几个环节，对民生的改善也经历了曲折历程。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60多年的城市化过程是对农民民生的侵蚀过程。

    唐任伍认为，这种侵蚀大致经历了四次。

　　第一次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用廉价的农产品和农业税，通过统购统销的方式，侵蚀和剥夺农民的民生。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一穷二白，农业国家缺乏资金，主要依靠你也来积累资金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产品低于它的价格工业品高于它的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成为城市化资金的主要来源。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承担的的价格剪刀差“暗税”和农业税“明税”税率超过20%。有学者估计，这一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民财富的侵蚀和剥夺最少达到4481亿元，最高达到7000亿元。据统计，“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6000—8000亿元。而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亿元。”

　　由于这种长时期的侵蚀和剥夺，使得中国农村极其贫困，每个人民公社平均仅剩2715.9万元财产，除去地产只有534万元；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每个农户平均拥有财产不到550元；广大农民食不果腹，1958年到1962年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基本上都是农民，1978年全国农民年平均只有口粮124公斤。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年平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74.67元，其中2亿农民不到50元，有1.12亿人每天只挣得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挣一角三分钱，2.7亿人每天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但分毫未挣，还要倒欠生产队的钱。大多数农民家庭家徒四壁，一贫如洗，1978年有新华社记者到安徽凤阳县前五生产队采访，10户人家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46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全家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个缺口碗。据统计，1978年全国2/3的农民生活步入50年代，1/3的农民生活步入30年代。正如当时一段凤阳花鼓词里唱的：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有专家认为，1949到1979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通过农业税、工业产品剪刀差、银行储蓄从农民手里拿了30多万亿。

　　第二次是通过将城市大量过剩人口推向农村，与农民争资源争工分，直接对农民进行实物上的掠夺，降低农民的民生水平。由于背离客观实际，在工业化水平还不能容纳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时，为缓解城市过剩的劳动人口，政府沿袭封建社会时期将异己者进行政治流放和屯垦戍边的疏散方式，把农村看做一个可以藏污纳垢的垃圾场，认为它可以容纳、消化任何“政治排泄物”。1949年之后，大量城市过剩劳动人口被清退到农村，每次政治运动都有大批异己分子被发配到农村，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化”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大批的所谓“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遣送到农村，甚至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政治高层在斗争中失败后也向毛泽东请求到农村去种地。1965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府将将过剩的城市劳动人口转移到农村去，农村无法一下子消化大规模的人口，当时大部分农村的劳动力本来已经富余，土地有限，增人不增地，农民抱怨说：知识青年来，就是夺我们的口粮，抢我们的饭碗，害的我们个人收入减少了。如广东台山县，劳动力已经太多了，以致农民不得不轮流出工。可以说，知识青年对于农村来说是个负担，使原本粮食缺乏、生活贫苦的农民雪上加霜，给农民造成负担，官方资料对此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同样，城市中的知识青年也是受害者，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下放到人生地不熟的农村，饱受着民生困苦的煎熬。大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无法自给自足，据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一书所整理的资料，“大多数知青从来都做不到自给自足。1972年在吉林只有28%做得到。其他的都欠着生产队的钱，每年跟父母要60到100元。到了1977年，由于1973—1974年的改革，情况得到改善，57%可以自给自足了。在上海，197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仍然留在外地的24万知青中，有一半不能自给自足，另一半所赚的仅够糊口，在某些贫困地区，非自给自足者的比率达到80%。”于是，不能自给自足的这些知识青年，要找吃的填饱肚子，就经常到农民家偷蔬菜、偷鸡鸭、偷狗，偷集体的粮食或水果。时间久了，这批见识过文革造反和武斗、并接受了无法无天教育的中学生知青，逐渐开始不安分起来，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等等一些胡闹行为，慢慢地成为流行趋势。……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贫下中农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有些知识青年甚至明火执仗地去抢。受过害的当地农民，敢怒不敢言，对知识青年总是心存戒备和畏惧。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所作所为，对当地的农村青年也造成了心理上的创伤。

　　就国家这方面来说，上山下乡违背了世界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全国性的城市农村人口倒流，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按国家的人口管理办法，国家按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别管理，农民不吃商品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大量的城市青年由国家财政出钱安排到国营农场、林场和各省在农场局基础上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拿俸禄的国家农业工人。国家给去农村插队的青年也安排了住房和其他补贴。10余年间，国家共计花费了300亿元宝贵的财政资金，最后弄得多头不满意。到城市经济恢复后，国家又从农村招收了一批农民进城当工人，将农民改为吃商品粮拿工资，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

　　城市农村人口倒流的上山下乡运动，还降低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十几年国家没有正规地进行高等教育，导致我国的人才断档；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大批青年集中下乡，毁林开荒种地，围湖填海造田，在不适宜粮食种植的贫瘠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种粮，造成土壤沙化，内蒙古地区两千多万亩草地沙质化，四千多万亩草地退化，黑龙江地势低洼的沼泽湿地三江平原湿地从20世纪50年代的34000平方公里因缩减到2002年的4490平方公里，湿地中100多亿立方米的地表水流失了87亿，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恶化了民生环境。

　　第三次是城市对农村人才的剥夺。人才是民生改善和发展的根本，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大批农村优秀的青年人通过上大学和研究生，绝大多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中新的成员。城市的发展，大量的建筑、环卫、物业、家政服务等行业兴起，需要大批的青壮年劳动力，于是健康有活力的青壮年劳动力又以农民工的方式加入到城市。人才剪刀差则抽走了乡村精英。这种人才的“抽水机效应”层层抽取，村里的能人到乡，乡里的能人到县，县里的能人走省城，省城的能人直奔京沪穗等大城市，广大农村成为“人才空地”，人才空心化日益严重，农村民生改善和发展被釜底抽薪。

　　第四次是城市化对农村土地的剥夺，进一步削弱农民民生的改善和发展。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量的土地被低价从农民手中征为政府所有，然后政府又以高价卖给开发商。据估计，政府运用这种“土地剪刀差”，从农民手里剥夺了39万亿元，为城市化积累了大量资金。如果加上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新中国6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从农民手里剥夺了将近70万亿来支撑城市化建设。

　　农民、农村、农业对中国城市化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城市化是建筑在牺牲“三农”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农民的土地被城市化征用后，46%失去土地的农户年人均纯收入下降。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却有增长，消费中商品性消费比重增大，除了一点补偿费以外，缺少其他收入来源，失去土地后的农民的民生甚至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