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功能需要在一个“城市体系”中去恰当地定位。只有认识和遵循城市化的自身规律，走建立布局有序的“城市体系”的道路，才能实现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快速而健康的发展。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态势越来越受到关注。人口增长速度的不断放缓和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使得关于人口城市化和人口迁移的研究在考察人口形势中的重要性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

　　人口变动取决于三个因素，即生育、死亡、迁移。这些因素在人口转变的不同时期对人口态势的作用是不同的。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态势主要以死亡率的下降为转移；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的下降成为人口态势的主要驱动力。当死亡率和生育率都已降到较低水平，人口的迁移流动必然会在决定人口态势的全局中扮演中心角色。

　　中国人口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是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力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是以生育率的下降为主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对人口走势的影响越来越弱，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越来越成为主导人口走向的最重要因素。

　　展望未来，我们将迎来一个生育率继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高度城市化和人口广泛流动的社会。这不仅是我国人口未来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特征。面对上述人口趋势，笔者在这里集中讨论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近几十年来出现快速提高的局面，但我们对是否该积极迎接人口高度城市化的到来却一直表现出一种含糊不清的态度，甚至担忧这种“高度城市化”会带来的后果，诸如“城市病”、“拉美现象”等。这反映出我们在对待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中表现出的实用主义倾向。反映在关于人口城市化的社会政策和发展规划中，就表现出一种勉强被动，甚至得过且过、碎片应对的状况。我们提出过种种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但还从来没有提出过以建立高度城市化的中国社会作为努力目标。这一切表明，我们在走向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出理论滞后于实践、认识滞后于现实的状况。尽快扭转这种状况，建立积极迎接人口城市化到来的社会目标和体制规划，对于实现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健康推进以及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地方把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户口界限，逐步放宽城市户口迁移限制作为加速城市化的切入点，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人们发现，即便获得城市户口，也并没有真正变成“城里人”，不能享受与当地居民一样的医疗待遇和养老保险；却会失去“农业户”的好处，特别是耕地和宅地。与此同时，迅猛而来的迁入人口却使城市管理者忧心忡忡，提出“人口承载力、适度人口或人口容量”的问题，甚至以社会治安为由阻挡进城人潮。也有许多建言设想种种“堵”的办法，提出“吸引高端人口”的发展口号，设置障碍或门槛，希望能够控制人口的流入。但这种策略在过去没有成功过，以后也难预言能成功。

　　以北京市为例，“六五”计划时，北京市政府曾提出在1985年将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840万人左右；20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1000万人”；90年代初，又提出到2010年将常住户籍人口控制在1250万人左右；2006年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把北京市人口保持在1600万以内。但事实上，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382万人；到2004年末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达到1493万；而最近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公报表明，北京的常住人口已逼近2000万（1961.2万），其中城镇人口已高达86%。显然，每次人口规模目标设定之日，也成了人口规模突破之时，形成了一个“屡设屡破”的怪圈，以至于有学者声称，多年来，城市人口发展规划已经形成了“步步为营、节节败退”的局面。

　　国际经验表明，如果城市规模过于膨胀，则城市发展前景堪忧。因此，大中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确立防止人口规模过度膨胀的目标，的确是合理的战略考虑。由于城市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到很低，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关键是如何应对人口迁入造成的人口增长。但当前的讨论仍主要局限在“就城市讨论城市”的范围，难以解决城市人口增大的压力和人口膨胀的趋势，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既要加速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又要避免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这成了“两难”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有必要在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讨论中，引入“城市体系”概念。即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只从单个城市的发展角度来考虑，而要从一个“城市体系”的角度考察，来确定每个城市在“体系”中的定位，从而确立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

　　不少发达国家已形成成熟的“城市体系”，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以德国为例，在全球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德国传统工业地区步入了衰退期，经济发展开始向一些大都市地区集中，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削弱；同时，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德国人口总量呈现减少趋势，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城市规模也逐渐缩小。德国政府把战略重点放在致力于在城市建设的各种领域创造均等条件，这些领域包括有形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 ，逐步形成了中小城市组成的密集网络和实力强大的区域中心，而没有出现占支配地位的大都市。2010年德国的总人口为8160万，目前，超过100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有4个，超过5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有9个，有80个中小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中小城市群中，工业城市有13个，行政中心有7个，大学城市有8个，文化和旅游城市有5个，多功能中心城市有4个，呈现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均衡分布、各司其职的状态。由于德国的中小城市拥有优质的生活空间、优秀的教育机构、便利的公共服务、丰富多样的文化和娱乐设施、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良好的治安条件，因而，居民在中小城市可以购买价格适宜的住房，保障较高的生活质量；企业可以在中小城市获得稳定的劳动力供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保障最大化的企业效益。正是因为“城市体系”中城市功能定位明确，人们可以根据个人事业和家庭发展的需要来选择适宜的城市生活，企业可以根据成本核算的结果来选择适宜的地方办公。

　　多年来北京市的人口迁入的多，迁出的少，净迁移率高。为什么人们都希望到北京来？这说明北京的“机会”多。因此，要减少北京的人口增长压力，关键是要使其他城市的“机会”多起来。北京要跳出“就北京考虑北京”的框框，确立扶助和鼓励周边地区和其他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北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表现在近年来特别重视郊区发展和新城开发，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北京市发展中城区和郊区之间“落差”很大的现状，也在考虑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但这些都还刚起步。

　　具体而言，北京这些年人口迁入压力大，与河北（华北地区）的发展相对迟缓不无关系。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2003年的净迁移率仅为0.89‰，2010年更降为-0.03‰。天津市在2001年的净迁移率一度竟为-0.94‰，2002年起，天津市净迁移率有所上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近年来的发展有所跟进。减缓北京的人口增长压力要特别重视周边地区的发展，尤其是河北的城市发展，要把推动河北发展看作是解决北京人口过度膨胀的题中应有之义。北京要确立“有所不为有所为”的发展思路，在城市功能、产业结构、行业布局等方面，把北京的发展和周边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发展思路要明确，即充分发挥北京的辐射力量，帮助和支持河北（特别是北京周边城市）发展，就是帮助和支持北京自身发展。

　　一个城市的功能需要在一个“城市体系”中去恰当地定位。只有认识和遵循城市化的自身规律，走建立布局有序的“城市体系”的道路，才能实现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快速而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