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先驱。在1688年，农业劳动力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40%，到1831年已经降低到25%，1861年更是降到18.5%。工业革命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到1851年时英国已经有超过一半（5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利益格局的变动，原来主要集中于农村区域的简单的“土地贵族—农民”的阶级矛盾，逐渐被一种混杂的多维阶级关系及矛盾所取代。

随着工业资本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们越来越不满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对权力的垄断，迫切要求通过议会改革破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们先后在大工业城市成立政治联合会和“全国政治联合会”，提出了“完成议会改革”的纲领。资本家残酷的剥削更是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在城市，工人们捣毁机器；在农村，失去土地的农业工人发起了以捣毁打谷机等为内容的起义。随着矛盾的激化，19世纪30—40年代，工人阶级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宪章运动”，给政治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

美国城市化问题丛生　

美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出现在内战以后，1861年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是19.8%，1880年则达到28.2%，1920年基本实现城市化，城市人口比例达到51.2%，1940年达到56.5%。目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正与美国城市化的这段历史相吻合。但是，在美国城市化发展的这个时期，却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都受到干扰。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城市。相对滞后的公共设施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城市交通拥堵、住房拥挤，经济条件较差的人无力承担昂贵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只能租住在狭小破败的老房内，形成了一片又一片的“贫民窟”。少数族裔和黑人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将种族冲突的前沿直接推进到城市。由于文化差异和种族矛盾，在城市空间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刑事案件的数量和犯罪率成数倍上升。特别是在大中城市，19世纪80年代监狱囚犯增加了50%。贫富差距被不断拉大、官员腐败层出不穷，面对一系列沉重的社会问题，美国在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揭露黑幕的“扒粪运动”。

英美城市化进程中的“四大冲突”　

一是“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冲突”。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英美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都面临着“水体污染”、“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泰晤士河就受到400余条污水管道的污染，据统计，由于环境恶劣，19 世纪中叶英国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22 岁。马克思对英国城市化环境恶化的现象作了描述：在伦敦，拥有一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

二是“道德文化冲突”。道德沦丧和犯罪率上升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存安全。19世纪，英国城市化进程中雇佣童工、“卖淫”、“私生子”等现象突出。美国在20 世纪初的道德滑坡则表现“酗酒”、“性泛滥”、“离婚”、“单亲母亲”等现象的剧增。“道德沦丧”同样引发了各种犯罪问题，在各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欧美工业化国家的犯罪率往往随着城市化的扩张而趋于上升。在城市化进程中，各色人等集中向城市流动，促使城市成为“藏污纳垢”、“鱼龙混杂”的中心地带，城市一度成为“犯罪、毒品、暴力、色情”的代名词。

三是“阶层（种族）冲突”。贫富差距是“阶层（种族）冲突”的经济原因，美国城市的贫民窟正是“贫富差距”的生动写照。美国富裕的中产阶级纷纷逃离污染、拥堵的城市中心，迁往空气清新的郊区，忙于生计的穷人却只能租住他们留下的破旧房子。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宪章运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五一大罢工”和持续十几年之久的“进步运动”都是贫富差距和阶层冲突的产物。

四是“官民冲突”。官员腐败和“公私勾结”严重威胁了政治合法性。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工业革命之前前所未有的“生存形态”，在市场化的“交换机制”渗透到传统的统治秩序、相关监督管理机制没有得到及时更替的条件下，“18世纪的英国比17世纪的英国要更加腐败，19世纪的美国比18世纪的美国要更加腐败”。美国的城市政府曾经被批评为“基督教世界里最腐败、最无能、最浪费的政府”，面对城市发展对公共事业不断增长的需求，一些政客与利益集团、帮派势力和企业经营者勾结在一起，构成了城市化的腐朽的控制网络，致使市政腐败，社会管理失序。英国的选举过程则被有钱人控制，贿选、舞弊情况十分严重。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社会预警与应对策略　

英美等发达国家在遭受长期“城市病”的困扰后，陆续通过“改造贫民窟”、“实施社会保障”、“制定公共卫生法令”、扩大公民参与等措施，将城市化发展带入了较为健康的方向。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具有“后发外生”的典型特征，要在吸取欧美城市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及早地开展相关应对。

事实上，前几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预警”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群体性事件”。

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是社会管理机制滞后于城市化发展的突出反映，本质上反映了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变动与冲突。可以想象，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未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矛盾冲突还会大量出现。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势必要及时地建立一套合理的应对机制。

一是，要提早开展城市规划，加强对城市的改造与管理。英美国家在城市化早期缺乏相应的规划，因而后来必须诉诸城市改造和环境治理来“补课”，付出了相当高的成本和代价。中国要充分汲取这个教训，在城市定位、公共设施建设、公共卫生、人居环境等方面提早规划。

二是，要及早谋划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美国城市化前期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贫富差距悬殊，所以30年代大萧条时危机特别严重，这样的教训尤其值得我们警惕。

三是，扩大公众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参与。为了应对尖锐的阶级矛盾，英国在19世纪通过三次议会改革，先后赋予两大工业阶级选举权，扩大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参与。各种社会矛盾经由政党、社会组织的选举游说、政策宣传、民意调查、选民会议等形式，将各种冲突和矛盾纳入体制化轨道，为利益调和提供了一个宣泄口和解压阀。

四是，严防城市建设和公共事业管理中的腐败。城市化加速将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带入了“快车道”，但是往往由于缺乏提前应对，新的监督管理机制尚未形成，这往往又容易为腐败创造机会。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对于中国而言，除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城市化的发展动力以外，更重要的是“未雨绸缪”地展开对“城市病”的应对工作。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