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2013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副主编李义良

    人物名片

    李义良，男，1972年12月生，江苏赣榆人。全国大学生村官工程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江苏省大学生村官研究所副所长，淮海工学院副教授，《大学生村官园地》编辑部副主任，江苏省第十届青联委员。

    在“前”大学生村官王宁的主动要求下，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委组织部又重新接纳了这个本已离开村官岗位、“前途不错”的年轻人，让他回到黄山乡北兑川村继续当村官。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我不想错过。”如果不是主动要求回村，王宁现在应该坐在某银行办公室，做一名年轻的银行副科级干部。

    一段时间以来，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成为中央决策层推进未来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城镇化“概念”一度受益飘红。而在农村基层，实干型的大学生村官并不满足于“概念”普及，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听听“怎么做”。像王宁一样，一些大学生村官近来开始主动投身于基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他们坚信，城镇化的“升级”，将为他们个人事业的发展带来新契机。

    “这批人，才是大学生村官政策制定之初，党和政府真正希望‘淘’到的金子。”《2013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副主编、大学生村官政策问题研究专家李义良毫不掩饰对王宁这样的大学生村官的喜爱，“那些想离开的就让他离开吧，留下的那一部分人，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大学生村官。”

    李义良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为那些真正热爱农村的大学生村官指点迷津——不玩概念做实事，大学生村官在城镇化建设中大有可为。

    明天，谁来种地？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新型城镇化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其中，“可能对农业带来的冲击”被摆在重要位置。易鹏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或将面临劳动力的严重缺口，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解决明天“谁来种地”是当务之急。

    曾经赴多地调研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李义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个别农村的空心化程度一度令他惊讶不已。

    西部一个主要由“38、61、99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三大类人群）组成的村子令他印象深刻。这个村子一年下来，不仅没有村集体收入，还背上了上百万元的负债。

    “全村一个青壮年劳动力都见不着，全是妇女、儿童、老人，这样的村子要如何发展？”李义良说，被分配到这种村子的大学生村官看上去是倒霉极了，但也极有可能成绩斐然。

    那个历史学专业毕业、却在农业领域做出50余项发明的“天才村官”葛荣祖就让李义良佩服不已，“他是我见过的最最天才的一个孩子，是个奇才。”

    葛荣祖是甘肃省高台县南华镇墩仁村大学生村官，所在村子条件艰苦，几乎没有年轻人，大多数村民以种植洋葱为生。而收获一亩地的洋葱，需要人工刨挖整整一天。一些年长的农民因为身体吃不消，放弃了耕作，土地被撂荒。

    “村官小葛”设计农具图纸，花了一星期时间，自行制作出一个洋葱刨挖机，把刨挖一亩洋葱所用时间从一天缩短为半个小时。

    李义良至今仍记得与小伙子一同到甘肃庆阳参观一个农具展时的情形。小葛两眼放光，一件农具，他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观察、拍照。“他要是去农业机械厂，一定能有很高的收入” 。然而，小葛却立志于在农村发展，以自己的点滴努力提高农业作业效率。

    李义良告诉记者，在解决“明天谁来种地”的难题上，还有更多的大学生村官致力于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来留住农民。有的村官通过网络帮助农民合作社销售农产品，有的村官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农超对接，还有的村官干脆租一块地，引进新品种带头创业，自办合作社。

    食品安全领域村官或将有所建树

    河北衡水市枣强县，一个拥有7名大学生村官的村子，3家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均有赖于大学生村官的付出。

    那次到河北调研，李义良亲身参与了蔬菜大棚合作社组织的集中销售活动。买家挨家挨户“过称”收购蔬菜，村干部一路随行。

    “让大学生村官来监称，他们懂得多。”当着一批“老村官”的面，老百姓指名道姓要大学生村官来“维权”。

    这种信任，源于平时与这些年轻人的点滴接触。大学生村官平时负责合作社统一的种子、肥料引进，分发给社员的同时，还手把手地教会农民如何科学使用农药和化肥。

    近年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曾一度被舆论归结到农业生产的源头——农民种养殖阶段中。李义良说，大学生村官完全有能力、有可能在源头把关食品安全。

    “农民不是故意乱施农药，不是故意坑害别人，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农药如何配比。”调查中，李义良发现，大多数农民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凭感觉使用农药。他所见过的大学生村官，一方面可以在科学种养殖上出力，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在生态种养殖领域创业，生产让老百姓放心的农产品。

    在江苏，常州市大学生村官吕伟斌参与创办了占地面积300余亩的大水牛生态农园。这个农园正在挑战城市人接受新鲜事物的底线——以相当于市场3倍的价钱购买色泽黯淡、表面可能还有虫洞的生态蔬菜，在每周一、三、五、六等着快递送货上门。

    这种模式的创业，李义良认为完全可以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镇化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城市郊区推广。由大学生村官来运营，或许是最佳选择，“村官了解本村土地使用情况，承租土地方便，又懂得商业推广”。

    大学生村官如何推动实现新“四化”

    在李义良看来，在农村创业，无疑是对新型城镇化的最大贡献，同时也是大学生村官发展事业的最佳契机。他说，不仅如此，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新四化”的实践中，创业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根据李义良的调查，如今在城镇化领域发展较好的农村，几乎百分之百都有强大的工业背景，“农村发展，一定要农业+工业”。他特别赞成“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说法，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继而实现城镇化，也是当下大学生村官们可以尝试的一条创业路径。

    村子经济条件不行的，先搞工业创业；村子工业发达的，可以尝试在信息化、农业现代化领域创业；正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子，可以在拆迁安置、农民“市民化”、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上下功夫。

    江苏连云港一名大学生村官，在李义良的鼓励下创业，贷款70万元、自筹30万元创办了一个渔网编织厂。从4台编织机起家，半年时间，实现600万元产值。与制作渔网有关的钢坠、网绳项目同时也在村子里发展起来，不少村民以承接大学生村官的渔网配套项目为生，开办小作坊。

    如今，这个村子从原来的“一无所有”，变成“样样有”——道路硬化到户，路灯全部安上，几十年未曾修缮的下水道也重新铺设。而这个2011年入村的大学生村官，也在创业半年后，全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下一步，李义良建议他把土地流转起来，创办一个由全体村民入股的农业企业，仿照“华西模式”给村民分红。

    李义良强调，经济条件不成熟的地区，不提倡大学生村官盲目进行农业现代化领域的创业，“投入大、成本高，回报慢”。

    在江苏常州、苏州等地，李义良见过设施农业做得风风火火、承包大量土地自行经营的大学生村官“农场主”。比如承包600亩地的常州女大学生村官应英，搞大闸蟹、三文鱼生态养殖的苏州大学生村官王国清，“他们做得有声有色，但前提是，当地经济条件优越，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投入”。

    在北京，一名大学生村官参与拆迁工作的经历也给了李义良不少启发，“老百姓有抵触情绪，不愿意听村干部解释、推介，反而愿意听大学生村官的”。

    这名大学生村官在不夹带任何私人利益的情况下，挨家挨户、不厌其烦地数次登门拜访。“谈判”方式颇显另类，“补偿、法律、经济利益方面讲得很少，主要谈生活，谈拆迁后能住什么样的房子，怎么装修，孩子可以受到哪些良好教育，大人可以在社区做哪些小生意。”

    李义良说，新型城镇化最新的点就在于强调“人的城镇化”、强调“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从这一点上来看，大学生村官又有了用武之地。

    李义良告诉记者，目前来看，大学生村官在提供农业公益服务、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农民“市民化”等与新型城镇化息息相关的领域颇有亮点，但这些成绩仅仅由那些真正热爱农村的大学生村官创造。

    此前由李义良主持的一项针对大学生村官流动性的调研显示，仅9%的被访者愿意留在农村工作，10%的人已在农村创业并有所成就，“两项数据相加，也不到20%”。李义良说，尽管可能只有不到20%的人有意留在农村，但这批人才是大学生村官政策制定之初，真正希望留下的人才，“就像大浪淘沙，目的就是为了淘到这一小部分金子。”

    而那些借助大学生村官平台“跳”进公务员编制、事业单位的人，其初衷可能并非是为农村发展出力，本身也不该是被留下的对象，“那些想离开的，就顺其自然，让他离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