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随着沈阳经济区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消息的正式发布，一个以沈阳为中心，包含了33座新城、新市镇的城市化进程也将持续展开。未来3至5年内，该区域内的114个乡镇的居民将成为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为了推动这一城市化进程，从2010年开始，辽宁省财政每年将拿出2亿元，对新城、新市镇主导产业园区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每个新城、新市镇也会明确自己的主导产业。

“建新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问题，新城建设完成后，沈阳经济区的城市化率将由目前的65%扩大到70%以上。”最早提出沈阳经济区概念的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贵盛认为，新城的建设，有利于构建大沈阳都市区，使沈阳经济区尽早实现城市化。

与沈阳经济区内的批量新建不同，浙江温州的“镇级市”方案，直接将辖区内的柳市镇、塘下镇、瓯北镇、鳌江镇、龙港镇5个试点强镇推向了小型城市的发展轨道。

这种以乡镇工业为动力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颇为普遍。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洪银兴将这一进程概括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城镇化；其次是城镇城市化；最后是城市现代化。现代化小城市也正是温州“镇级市”建设的未来目标。

而在并不具备工业化推力的中西部地区，新城建设则被赋予了双重功效，一方面是加快当地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成了筑巢引凤的金字招牌。河南省政府在郑州和开封之间倾力打造的郑汴新区，总面积约2077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两个香港的规模。

根据郑汴新区总体规划，近期到2020年，郑汴新区总人口达500万人，是目前郑州城区人口的1.5倍，也远远超过了目前郑州与开封市区人口之和。其中，城市功能区人口430万人，镇区人口35万人，农村人口35万人，城市化水平达86%。

这个体量庞大的新城承担了多重使命。根据郑汴新区总体规划（2009～2020年）的描述，郑汴新区的功能初步确定为：科学发展改革试验示范区，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国家区域性物流枢纽，区域金融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增长极和改革发展综合实验区，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区。

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也正在成为地方经济的新推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城市经济室主任刘治彦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通过城市化来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尤其金融危机之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惠及民生等多重目标，都需要通过城市化来解决。

进城与出城

每天下班，在沈抚新城上班的刘剑都会开车或乘坐公司的通勤车回到沈阳的家，如果走抚顺与沈阳间的快速通道，他只需要40分钟。而从原来位于沈阳铁西的老厂区回到家中，也需要30多分钟，如果遇上堵车，时间可能会更长。

刘剑所在的公司，员工并不多，只有100多人，目前还主要靠通勤车往返于沈阳和沈抚新城之间。沈抚新城是一个在沈阳和抚顺交界处，由双方共同打造的多功能聚集区，既有生态旅游功能区，也有现代产业与人居功能区。

他所在的辽宁辽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金属结构件、机械设备加工及铸件制造的企业。在2008年沈阳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从沈阳铁西区搬到沈抚新城。便捷的交通和相对低廉的经营成本，让更多的企业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选择到沈抚新城安家。和辽重机械一起搬过来的还有其他16家机械制造类企业。

大批企业的到来，正在迅速减少着这里的农村人口。在沈抚新城内的高丽、宝石、宏达、阳光丽景等小区居住的6800户居民中，70%是附近6个村的农民。据沈抚新城管委会副主任吴建波介绍，如今这些农民都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福利。

人口的聚集所催生的服务业需求，为这些新城里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搬迁过来的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就招聘了当地一个村的40多名妇女打工；而新城未来马路清扫、居住小区的保安就需要4000多人。根据入驻企业需求，举办的技术工人培训班，每年都有七八次。

沈抚新城，对沈阳和抚顺来说，同样是一座新城，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抚顺极力承接沈阳产业转移，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同时，沈阳已经开始了城市化的升级。

沈阳经济区升级为国家战略后，沈阳也确立了打造国家级中心城市的目标，期望成为继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后的第六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在产业上，沈阳则要建设世界级装备制造业生产基地、高新技术、航空产业集群、面向东北亚的区域金融中心。

“城市化本身就是不同规格的城市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厚凯认为，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会向高端化、服务化方向发展，中小城市，则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搞一些特色的东西。

健康城市化

拥堵的交通，飞涨的房价，生活成本的节节攀升，城市进程的推进，带来的并不总是利好。在一线大城市甚至一些二线城市，“大城市病”已经开始显现。显然这和城市化提供更好生活品质的初衷背道而驰。而这是在未来的新城建设中需要注意的。

“城市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刘治彦看来，真正的城市化，不是将人口转移到城里就意味着实现了城市化。比如很多新城建设，仅仅是将当地的农民就地转化为市民，但就业、社保问题却没有跟上。这样的城市化很简单，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但这种简单的空间的转移，在拉美城市化的过程中，所引发的贫民窟问题、犯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

事实上，城市化最终是促使进城者从原来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化为非农业生产方式；要具备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喜欢城市的文化，最终在这里安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再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方面有一系列的措施相配套。

刘治彦认为，“十二五”期间，在转变发展方式这个大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消除城市化存在的制度性障碍，比如户籍制度，逐渐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

而高昂的生活成本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另一阻力。刘治彦认为，“在目前的高房价背景下，肯定会有一个挤出效应。”但市场经济不能只讲效率，还要讲公平，需要政府做出一些保障措施。通过保障性住房建设，来支付这种城市化的成本。

一旦障碍消除，中国潜在的城市化人口将会急剧扩大。除了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之外，新一代的农民工们，留在城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尤其是一些80、90后的新一代打工者，已经不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他们也是未来城市化的主力军之一。

城市化的持续推进，除不断出现的新城外，在一些大城市也会出现“再城市化”的过程。所谓再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各种成本的上升，中心城区人口减少，逐渐向外搬迁。中心城市萎缩、萧条。政府需要通过新的规划，来吸引具有更高利润的企业和产业向中心城区转移，从而实现城市的再次复兴。像伦敦这些城市都曾经出现“再城市化”现象。

虽然北京的中心人口，也开始出现了向外搬迁的迹象，但还并没有到再城市化的地步。据刘治彦介绍，“目前国内的再城市化主要是城中村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