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共救助而言，捞尸费是不应该有的死角。事实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城市，都有相应的河务和水务管理机构，但是，我国却基本没有溺水事故救援和水域应急管理体系。

    25日晚上11点左右，台州温岭一对情侣跳河，再也没有上来。死者家属赶到后，警方帮忙联系打捞队，可打捞队员一直拖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才赶到。到了现场后，打捞队员先谈价格，开始要价一万二，最后在当地村民和民警的调解下，价格降到三千。警方表示，温岭有许多这样的打捞队，大多是民间自发组成的。（央视网5月27日）

    前几天，2010年获中国新闻摄影年度最高奖《挟尸要价》的作者张轶，因病去世，年仅28岁。3年前的张轶，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能够刺痛很多人神经的社会问题——捞尸费的存在。现在，3年时间过去了，捞尸费仍然存在，并且还是一种普遍现象。可以这样说，对张轶而言，比英年早逝更能让他痛苦的是，直到去世，也没有看到“捞尸费”的终结。
在浙江温岭，从12000元降到3000元的捞尸费，再一次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热点。有网友戏谑到，在湖河中溺亡已经成为高成本的死亡方式，甚至比天价墓地更不靠谱，墓地无论有多贵，至少能买到一块地方，而捞尸费的存在，却只意味着尸首的回归——中国人，又多了一种死不起的方式。

    捞尸费，是一个“死角”。与公众对捞尸费的痛恨形成对比，捞尸费已经在许多地方成为了一个产业。在“黄河浮尸”事件的曝光过程中，我们知道了一个叫做“黄河捞尸人”的职业。这个职业，夏天忙，冬天闲，每年人均收入能够超过10万。这个产业的存在，让人五味杂陈。一方面，我们可能羡慕打捞尸体人的收入，可是，对于一个整日面对死尸的职业而言，又有多少人能够踏踏实实地去认真工作？

    捞尸费的存在，表面上看是伦理和道德问题，实则不然。在市场经济时代，所有的行为都会有成本。对打捞尸体而言，同样需要人力、船只等成本。要想成为“黄河捞尸人”，首先要配备一只手续齐全的、价值4万元左右的船艇，捞尸人还要搭上无数个恐怖之夜。因此，一味指责打捞人对于生命的漠视、对死者为大的默然，都不尽完全合理。可问题是，捞尸固然不是别人的义务，漫天要价也并不应该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成为市场交易的常态。尸体，是人的生命终结的象征，尸体的处理需要一个庄严的仪式，但这样的仪式不应该充满铜臭。

    对于公共救助而言，捞尸费是不应该有的死角。事实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城市，都有相应的河务和水务管理机构，但是，我国却基本没有溺水事故救援和水域应急管理体系。对比之下，国外许多地方对于此领域的管理就值得我们学习。据了解，国外许多城市政府都设立有溺水事故救援队伍，这个队伍之中，包括急救医生和救援打捞人员。即便是活跃在民间的水上救援团体，这些团体成员也在政府的监管下，在市场竞争中生存。捞尸费用也不会高得离谱。

    打捞尸体，是对逝者最后生命权利的尊重。因此，政府部门对于打捞尸体之事，是责无旁贷的义务。眼下而言，打捞尸体，要么进入公共管理的范畴，要么进入公共服务的范畴。进行公共管理，就是加强在打捞公司的管理，杜绝垄断的同时，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进入公共服务，则应该完全免费，由政府负责成立打捞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