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梁庄记》写了三代农民工，老一代和中一代大都觉得，在城里赚了钱回农村，踏实。新一代很少要回农村，他们长在城市，觉得自己是“城里的孩子”。但现实是，他们最多是“城中村的孩子”。 

    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每一天，中国都有上百个村庄消失。梁庄也是那千万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之一。

    梁庄在河南穰县，离省会郑州426公里，离南阳80公里。在中国地图、河南地图上，都看不见它。即使在南阳市、邓州市的地图上，梁庄也只是一个小黑点。

    因为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出版，这个普通的村庄，逐渐被外人知晓，和费孝通笔下“江村”一样，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标本。

    通过五个月的回乡调查采访，梁鸿还原了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故事，真实记录了乡村的破败和荒芜过程。此后，梁鸿又用了一年，沿着梁庄人外出打工的路线，走访了十余个省市三百四十余人，在《人民文学》发表《梁庄在中国》，讲述三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出梁庄记》。2013年4月28日，梁鸿凭借《梁庄在中国》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

    梁庄曾有150户人家，六百四十多口人，如今的留守者不到200人，大多是老人和儿童。30年里，村民陆续离乡，前往北京、郑州、西安、深圳、青岛、内蒙古、新疆等地打工谋生。

    2013年劳动节，南方周末记者从邓州出发，在梁鸿及其家人陪伴下来到梁庄。

    你看到的不是“农民工”，而是一个“人”

    南方周末：梁庄的什么让你念念不忘？

    梁鸿：对我而言，梁庄不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学意义的乡村，它是我的故乡。我看到五奶奶，和你看到的肯定不一样，我看到过她年轻的时候，知道她的每一个故事，察觉到她越来越矮，也越来越老。梁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点滴的幸福，生命流逝。我希望能够把人的痛感带出来，让你感觉他再不是那个风景里的人。

    南方周末：比如什么样的痛感？

    梁鸿：譬如五奶奶的大孙子宝儿11岁时在村里淹死了。孩子的父母，就是我的堂叔堂婶，在青岛一家电镀厂打工。我在青岛时，每天晚上跟堂婶睡在一起，听她的呼吸，很轻很轻，我知道她没有睡着。有一天晚上终于忍不住，我说咱们聊聊天吧。她第一句话就说，“自从宝儿去世之后，我12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跟我讲在这之前，她怎么有预感，怎么回家，身体怎么垮掉，怎么艰难地怀孕。她说有一天晚上看见蚊帐上面黑压压落一层蚊子，她说坏了，家里要出事了。还有有一天她上班突然晕倒了，觉得一定要出事。果然，孩子就没了。他们一路哭着回家，五奶奶跪着抱着她的腿哭，心里很内疚。等等等等。

    你在旁边听，觉得黑暗之中万籁俱寂，无数清晰的痛涌了过来。这个农村妇女白天从来不会谈的。她的伤痛永远是在心里面翻腾的。农民从来没有历史的机会，讲讲自己的故事，她只有在半夜讲，讲得非常完整。

    我希望把梁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呈现出来，哭、笑、痛，一个眼神，动作和姿态，都细致地描述出来。你看到的不是“农民工”，而是一个“人”。

    南方周末：《出梁庄记》写了从梁庄出去打工的三代人，每一代有什么特征？

    梁鸿：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年纪五十多岁，以前都是种地好手，对梁庄有一定的感情。城市对他们来说有着痛苦的经验。比如沿街卖菜，每天都被城管抓；蹬三轮的每天都可能要被交警抓，城市每天在驱逐他。他们对城市没感情，就是为挣钱讨生活，不管你怎么撵我打我追我，只要能挣到钱，我都可以忍。挣再多钱，他都是要回家的。

    中年一代农民，会夫妻一起打工，成功的可能会考虑在打工地买套房子，安家落户。但也很少真的就在那个城市定居下来。他们通常会在本地县城买房。一是房价便宜，二是生活成本低，离老家近，熟人多，心里踏实。

    第三代打工者基本上都是85后、90后，没挨过饿，没吃过苦，跟村庄没关系，也没感情。他们有的出生在城市，没回过农村；有的回农村，但时间短，连庄稼都认不全。但他们也不属于城市，住的是城中村，脏乱差，认识的朋友都是打工者的孩子，读的小学是打工子弟小学，师资力量不太好，高考得回老家。

    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期望值，跟城市的小朋友一模一样。要进外企，要挣八千一万的工资，要买车买楼。但城市不给他这个上升空间，所以他非常愤懑。比起前两代农民工，他们的公平意识、自我意识、享乐意识更加明晰。这是社会进步，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体现，但这又给他们带来困境。他们很难实现理想，所以内心更没有着落，漂泊感更强烈一些。

    乡绅对村庄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你认为今天的梁庄为什么会逐渐破败？

    梁鸿：我们，包括大的社会、制度、文化和村庄里的每一个人，对这个村庄不爱了。物欲的膨胀，城市的消费习惯，影响到农村，影响了农民，也最大影响到梁庄。梁庄的新房并不少，但却仍然破败，这是因为没有人，而新房也大多是凌乱、单调的。

    另外就是环境和资源问题。传统农业经验有很多是非常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譬如农村的资源大都可以反复利用，我们的粪便，牲口的粪便，撒到地田当肥料，现在我们全是用化肥。以前小孩出生，尿布反复地洗，现在用的全是尿不湿，走在乡村大地上，遍地是触目惊心的垃圾。工业的过度发展，人类的过度消费正在乡村惊人地呈现出来。这并不只是乡村环境被污染、建没建垃圾回收站的问题，不只是资源浪费的问题，它显示了人类在这一工业化过程中惊人的破坏力和内心的迷失。

    南方周末：你说过最重要的是农村“没人”了，是哪种意义的“没人”？

    梁鸿：乡村的整个中壮年几乎都不在家。留在村里的老人、小孩大多也只是生活而已，很少能够对村庄的公共建设和发展有真正的参与。梁庄有图书室、电脑，有活动室，但常常落满灰尘。有知识有文化的，15岁到50岁这个年龄的人，都进城去了（在城市也不是一种有机性的生活）。许多农村老人六七十岁还带好几个里孙外孙，完全没有个人生活，并且真正可以说是老无所依。

    南方周末：没有人回流吗？

    梁鸿：今天谁回流？你熟悉的整个氛围没了，你的玩伴、亲人都没有了，村庄所有的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都被抽走了，你回去干嘛？在今天的价值观里，如果我回农村去，会是一个笑话。他们会认为你是混得不好。在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化的潮流中，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某一个农民、某一个人回乡。

    在历史里，我们有“乡绅”在支撑整个村庄的道德结构和文化结构，比如你在北京做官、经商，老了告老还乡。教教当地的孩子，出钱修学堂、建祠堂，结交文人雅士，并且经常会管理村庄的事务，这样的人对村庄的影响非常大。

    现在，考上大学的那些梁庄人会回梁庄吗？譬如说我，我会回来吗？就现在的状态而言，我认为我是不会回来的，我不敢做那么大的决定，因为我觉得我会被困在这“荒凉的孤岛”上。如果社会不从整体上扭转对乡村的基本认知，我想，乡村的“荒凉”和“消失”是必然的。当然，这也可能就是今天我们的制度的最终目的。消灭乡村，建造城市。

    而对于大部分打工的农民而言，他也往往是在不得不回的时候才回。我们村回来的两个男的，一个腿断了，一个是小脑被砸伤之后，手萎缩了。另外几个快60岁了，回乡是为了带孙子。

    南方周末：等于乡村彻底没有了社会精英？

    梁鸿：是的，乡绅没有了，像我父亲这一代“爱管闲事”、又略有一点见识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我们这一代所谓知识分子又是在“逃离农村”的观念中上大学进城，年轻一代孩子也无不想着挣脱这个“鬼地方”。

 

    我跟和我一样从农村出去最后走上政途的官员有接触过。一般一届任期只有五年，要想升职，就一定要在短时间里出成绩。怎么办？种庄稼、搞生态农业、规划村庄的长远发展？肯定出不了成绩，只有卖地、盖工业园、引进工厂，马上有效益。在发展建设中，官员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小老板的利益，甚至一个村支书的利益，都可以挟持村民，牺牲他们的利益。有些地方让农民动迁，一开始量地，和政府测量人员一起出现的是房地产商，占地赔款是他发的，这片地升值的部分利益，被房产商和政府拿走了，跟农民没关系。

    这样的官员，应该说在他的村庄，他也是社会精英。难道他不爱他的村庄吗？在抽象意义上，他是爱的，那是他的故乡。但当他成为官员时，作为乡村孩子的那一部分越来越萎缩了，更多是体制和利益的化身。

    南方周末：现在，农村孩子通过上学，还能够改变命运吗？

    梁鸿：越来越难。在我们那个时候，还可以通过“考学”这条独木桥进入更高阶层，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今天这条路也几乎被堵住了。原因很简单，一是农村的教学质量普遍在下降，“撤点并校”以后，很多村庄的孩子像“包袱”一样被塞在超级小学、超级中学中；二是农民孩子的父母通常都不在孩子身边，孩子缺乏真正的监管，很难考上好的大学；三是即使大学毕业，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我2011年在县城和乡下做了一些教育调查。看了看现在的数据，真是太可怕了。在乡村撤并学校后，小学统一撤到乡镇，中学并到县城，一百多个学生一个班，有时候四个孩子坐一个桌子。怎么教育？人太多了，老师根本忙不过来。

    现在义务教育不用掏钱，但生活成本非常大。很多农村的孩子，家远的要寄宿，有的要在镇上、县里租个房子，一年下来花的钱非常多。大部分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都是问题。农村孩子的辍学率其实很高，很多孩子坚持到初中毕业就不上了。

    无名的反抗

    南方周末：你认为“乡土中国”会消亡吗？

    梁鸿：在现在这种急进的城市化制度和进程中，肯定会消失。主要是精神结构的消失。原有的道德基础、文化样态彻底动摇，“利益”变为最直接的东西。

    原来传统的大家庭生活里，大家要面子，还有道德约束，你不能干太丢人的事情，做了错事会脸红。现在一拆迁，利益凸显出来，原来那套伦理价值观，迅速坍塌掉了，兄妹情感、父子亲情，全部没了。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这种文化坍塌不可避免，可能会更加严重。

    南方周末：农村日常生活中，还有多少传统文化内容？

    梁鸿：基本上都消失了。从1950年代开始，大规模破除“封建迷信”，拆除一切有形、无形的传统。祠堂、寺庙、戏楼、墓地、墓碑、牌坊、门楼，传统的建筑统统拆光；哭丧、法事、烧香拜佛，和传统有关的生活仪式，不再存在。

    梁庄原来有土地庙，我爹告诉我，村里死人了，一定要到土地庙烧纸钱，告诉阴间，我们这个人来了，希望接受他。后来拆除土地庙，还要哭丧怎么办，只好到十字路口去烧一烧，人变成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这里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灵。奇门遁甲、生辰八字、五行八卦，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已成为腐朽的过去。现状流行算命、占卜，只是为信者提供抚慰与粉饰，并非真的有信。就像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1967年在印度考察时所感受到的，印度的神像、神祇和信仰被迫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装饰者。

    南方周末：进城务工的农民，在他们聚居地是否还保留了一些乡村传统？

    梁鸿：农民进城，所有的人际关系，圈子，都来自农村。我在《出梁庄记》中用“扯秧子”来形容这一现象。村庄里的一个人来了，他的亲戚，亲戚带亲戚都来了。他们没有知识，没有经验，没有渠道，只有依靠原有的人际关系，寻找发展机会。每个打工者聚居点，都以老乡为单位聚在一起。

    他们的身份感仍然依靠这个“熟人社会”来建立。譬如我，我有稳定的职业和圈子，别人会尊重我，我在这个地方有我的价值感，有我的身份存在。打工的农民没有，他是一个原子，没有单位，没有归属感，没有稳定的支撑和身份的尊严。所以，他们只能抱成团，在城市远郊的村庄扎堆住，相互帮助扶持，形成利益团体。相互之间也吵架、打架、尔虞我诈、家长里短；彼此怨恨着、厌恶着，又亲密着、交往着，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

    这个封闭的区域，是他们熟悉的世界，是一个关系网，你是谁谁的小姨子，你是谁谁的小舅子，每个人都有存在感和价值感。如果是好人，会受到尊重；如果是坏人，会被人看不起。

    南方周末：他们与雇用者，与所居城市的关系，你用了一个词“匿名反抗”。

    梁鸿：“匿名反抗”是美国一个政治学家命名的：通过消极的反抗方式达到某种正义的补充。在遭遇不公时，农民绝不是认命的，绝不是我们想象那样默默忍受，他一定是有自己的反抗方式，只不过那种方式被大家忽略了，但它依然是一股潜流。

    比如光亮叔在青岛电镀厂打工，电镀是一个高污染的行当，我的堂弟小柱其实就是中毒死的。车间排风扇坏了，老板们不换。打工者不满，不敢公开抗议，最后选的方式是偷金属板，一个卖七八百块钱，大家平分，算是一种正义的补偿。

    另外一些打工者，嫌工资低，用的是消极怠工。你剥削，我不给你好好干，让你的废品多一些，多消耗你一点成本，达到某种反抗。

    像今天更年轻的打工者，他们最恨别人看不起，往往会爆发，带刀去马路上寻事，故意挑衅打架，或者把路灯、桥栏杆、车站灯箱这样的公共设施砸了发泄。他们的反抗方式都是无名的反抗。

    河淹地关你何事先重打40大板

    南方周末：现在的一个提法：农民工不要来大城市，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搞起来，你们去这些地方。你怎么看？

    梁鸿：我觉得，农民工去哪里，是他的自由，是他的基本权利。

    先把农村变得更好，城市像城市的样子，农村像农村的样子。农村有和城市一样的社保、医院、小学，有很好的服务设施，很好的规划，空气是好的，有果树绿地，房子盖得非常好，可以上网，我干吗要在你城里？

    与此同时，如果他想进城，不管去哪个城市，你要公平对待。农民工应该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各种保障，不许随便抓不许随便打，尊重他，包容他，他自然也会越变越好。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梁鸿：这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拯救农村的衰败，恢复它的活力和生命力；有可能是一个历史坍塌的开始，农村彻底地消失和灭亡。

    有一个根本问题一定要问，我们到底要建构什么样的“新农村”？经济发展当然很重要，但“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我常听到基层官员，包括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说：我让你住楼房，多好的事情，你干吗不住，要上吊，要躺在那个铲车下面？那么反过来问他们：你有没有考虑到农民的意愿？他花一辈子盖了三层小楼，住在里面非常幸福，突然有一天你告诉他：我给你盖个公寓楼，地还能赔你一些钱。你觉得他会信你吗？你觉得他愿意吗？

    南方周末：那你认为什么是更好的乡村，什么是乡村的幸福？

    梁鸿：晚清留学生在日本办了很多杂志，都是以地域命名的，《河南》、《云南》、《四川》等等。他们当时谈的全是乡村自治，平等，民主，谈的是方言怎么样转化，谈的是黄河流域怎么来治理，完全现代概念。在那个时候乡村是有开放性，是有可能跟现代接轨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乡村”、“乡土”、“传统”变成一个前现代的、落后的、一定要抛弃掉的东西？仿佛只有把“乡土中国”像肿瘤一样割掉，我们才能真正达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语流变。

    今天我们这种思维有一个前提，乡土中国要不得，赶紧把农村变成城市。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村变成更好的农村？

    南方周末：你认为农民在社会变革中，几乎没有主动权，一直是被动的状态。为什么？

    梁鸿：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农民无论是留在当地，还是进入城市，都是被告知的。我2011年写一篇论文查出来，从1951年到1959年，政府下发了八九条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法令、法规、通知、指示，如1953年4月17日发布《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4年3月12日《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等等。这些文件都是禁止农民流入到城市，因为要保障城里边的生活秩序。你是农民户口，去了没有福利，是“盲流”。这就是告诉你，你不能走，只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这些基本造成了今日之间的城乡分治的体制。

    19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是被告知的。后来又告知他，你可以进城了，打工挣钱。为了城市建设，农民付出了家庭、情感，付出他的幸福、健康，最后又告诉你，城里没有户口，孩子不能上学，你再回农村去养老。

    现在，城市发展要农村的地，农民又一次被告知，把地腾出来，你们全部上楼。这些地腾出来干什么，你不要管了，还是一直被告知。

    南方周末：中国农民在未来的社会当中，还有可能摆脱这种被动地位吗？

    梁鸿：我在书里边讲了流传在当地的一个故事，叫“勾国臣告河神”。勾国臣是一个落第秀才，好抱打不平，爱管闲事。我们那边湍水年年涨水，淹了农民的花生、西瓜。有一天他喝醉了，又听见农民在骂：河神这么坏，每年都给你上供，你还在淹。他就想，我写一个状子，告到玉皇大帝那。状子写完以后他塞到门洞里边，等于没有上呈。后来有一天老婆跟他吵架，一气之下把他的状子全烧了。结果玉皇大帝收到了，说人胆敢告神，这还了得。就命令天兵天将来捉他到天上，你干嘛要告这个事情？勾国臣就说，河神太不像话，每年都淹农民。玉皇大帝说，你既没有种地，河淹地关你何事，先重打40大板。

    人间的勾国臣悠悠转过魂来，知道自己快死了，告诉老婆说，我死之后，你要把我埋在湍水的旁边，最近的地方。如果河水淹到我，我就可以告状了——关我事，你把我淹了。我的长辈讲，说也奇怪，每年湍水都涨水，但都绕过坟头，从来不淹。解放前这个坟头还在，我父亲他们还去看过。还有个石碑，上面写着：义士勾国臣之墓。这是真名。

    勾国臣大概是最古老的访民，上访失败了。但他还要反抗——把我埋在这个地方，你淹我，就干我事了，我就告你。我觉得这个故事太具有象征性，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人性格特征的来源，统统浓缩进这个神话故事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