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社会发展，“社会包容”可以说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包容”的反义词是“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也是一个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常用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是这样解释“社会排斥”的：“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譬如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

　　从历史上看，“社会排斥”，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现在，这个概念的用途已经很广泛：“社会排斥”是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阶层或群体在社会意识和制度安排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阶层或群体进行社会排斥。1995年，在哥本哈根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峰会上，“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他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我们强调“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是指要消除任何形式的“社会排斥”，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起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努力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容到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无论是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健康人和病人、残疾人，富裕阶层、中间阶层、劳动阶层和社会底层都能够无障碍地融为一体。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并提出了“近10亿人的城镇化”的目标。从社会学的立场看，城镇化，并非高楼大厦、马路广场……其本质乃是人的城镇化乃至现代化。因此，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中国的城市，尤其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包容性将是十分重要的。

　　假设中国的城市都只容留高素质的高端人才，“低素质”都将被排斥出去，那又将形成一种怎样的局面呢？会不会形成占人口多数的“低素质”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更何况，有的外来人口已经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工作、生活多年，为什么还是“低素质”？我们的城市难道对长期居留的“低素质”没有责任？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对于这些流动人口的基本态度就是：我只需要你的劳动力，而对你的基本生活需要，哪怕是生存的需要，我能不负责就不负责。一旦青春不再，劳动力耗尽，那你就自己选择离开。

　　城镇化亟须社会包容。事实上，中国的城市拒绝“低素质”人口已然不可能。我们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想以新加坡、香港为榜样，可新加坡是国家，香港是特区，有国际通行的法律限制可以阻止外人进入。可在同一个国家之内，这种障碍并不存在，也没有理由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需要，与人口流动相关的政策已经很开放。不管有没有户口，只要随身携带身份证，走遍神州大地应该不存在什么障碍。从理论上来解释，一个能够被控制的系统总是一个闭环系统，而一个开放的系统则不可能被完全控制。

　　如果要以“人口密度”来说事，据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人口最稠密城市排行榜，世界上人口密度的TOP10城市中，中国大陆只有深圳和上海跻身其中，深圳名列第五，上海名列第十。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是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第三是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第四是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第六是韩国的首尔，第七是中国台湾的台北，第八是印度的金奈，第九是哥伦比亚的圣菲波哥达。再说，一个城市的地域范围是人为划定的。放眼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其实都有两个相连的概念，一个是城市本身，另一个是以这个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

　　最后，外来人口实际上大大降低了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按户籍人口计算，现在的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都已经很高了。据媒体报道：2010年，以户籍人口计算，上海市的老龄化程度为23.4%，北京市为18.7%；但以常住人口计算，根据“六普”的数据，上海市的老龄化程度为15.1%，北京为12.5%。两相比较，上海市要相差8.3个百分点，北京市要相差6.2个百分点。如果没有流动人口的补充，上海市和北京市大概早已陷入缺乏劳动力资源的困境。

　　这几年，东部沿海地区普遍闹“民工荒”，但是目前恰恰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在劳动年龄人口高峰期闹“民工荒”，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涵义是异乎寻常的。近年来各大城市排斥“低素质人口”的政策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