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土地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也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城镇化模式。
为了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土地改革是最为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土地作为最为关键性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改革贯穿于“三个十年”，释放了较为显著的“制度红利”，成为中国经济持久增长的重要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土地改革是最大的改革之一，也是最大的红利来源之一，历史经验已经揭示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围绕农村耕地的承包制改革和围绕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改革是这个时代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两大制度性突破释放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和资产的产出功能，分别实现了土地与劳动力、土地与资金的市场化结合。
20世纪90年代的土地改革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1998年城市存量住宅的私有化改革，表面上看是住宅改革，内在的实质是存量住宅用地的私有化改革。第二是1998年之后，城市增量住宅的供给开始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商品房模式，这相当于增量住宅用地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城市家庭可以作为居住用途，也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用途以市价购房。第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收益分配中的分成率改革。
进入新世纪，最重要的土地改革是经营性用地的交易机制改革，2004年国土资源部出台的新规定要求，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所有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这种出让方式的变革标志着城市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完成，使得土地价格灵敏反应市场需求，也能促进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通过对土地改革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围绕土地的改革一直处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基础地位，改革所引发的土地条件转变起到了支撑高速增长和经济转型的作用。可以确定地说：有什么样的土地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也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城镇化模式。这个判断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以下各点：
第一，土地由农业用途向工业用途、再向服务业用途转换的过程，本身就是从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向更高的工业生产率转换的过程，也就相应是经济增长动力不断转换的过程。过去30年的土地改革正在实现了这种土地用途的转变，才促成了中国的高速增长和快速转型。
第二，土地通常被看作是最安全的资产，可以作为银行融资的抵押品，从而家庭储蓄通过金融机构向企业和政府部门转移的这种供给渠道形成，储蓄被用于企业设备投资和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投资则为产业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可能，从而提高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第三，土地用途的转换和储蓄与投资渠道的连接最终促进了生产和就业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发生的地理空间往往会形成新兴城镇或者扩大现有城镇，城镇如若形成，则会带来消费方式和居住方式由农村向城镇的收敛。一般来看，这正是城镇化的一个自然过程。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可以认为，城镇化事实上正是土地用途转换、增长方式转变的结果，也是生产和就业结构转变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