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等及以上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巨大而投资渠道太少，这一事实在这次黄金抢购潮里再次得到证明。

　　最近，“中国大妈”一词不胫而走。有报道说，“中国大妈”在近期花费了1000亿人民币购入300吨实物黄金，乃至于让暴跌中的国际现货黄金市场出现了十几个百分点的回升，并有人戏称“中国大妈完胜华尔街大鳄”。虽然相关专业人士不认可300吨这个数据，并否定了相关说法，但黄金抢购潮无疑是真切存在的。

　　很明显，中国中等及以上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巨大而投资渠道太少，这一事实在这次黄金抢购潮里再次得到证明。

　　由此，笔者想到，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应当成为中等及以上收入阶层扩大投资的机会所在。政府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针对的应当主要是中等及以上收入的群体，但他们的消费可以说已经基本饱和，他们更需要的是投资机会。如果能够得到更多投资机会，如此盲目抢购黄金的现象就不会发生了。那么，正当推进城镇化迫切需要投资的时候，如果能够让中等及以上收入者有机会投资于城镇化，那不就是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了吗？

　　当然，投资城镇化具体投什么，是一个大问题。在现阶段，之所以国家要扩大内需，是因为城市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需要扩大内需来消耗那些产能或者说生产力。对此，有论者认为，应当以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政策制定者应当把民众的投资引导到产业结构升级上去，从而实现消费结构升级，进而让那些消费已经饱和的中等及以上收入群体成为消费主力。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大妈”的出现进一步证明，消费结构升级已经刻不容缓，为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投资，更是刻不容缓。

　　但其实，既然目前我们要推进的是“城镇化”，即把更多农村变成为城镇，所要扩大的内需就是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事实上，由于城市居民对现有城市工业产能的消费需求几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国家早已通过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政策，试图吸引农村居民的消费。现在，在许多政策设计者的心目中，推进城镇化很可能就是要掏农村居民的钱包，让他们为缓解城市产能过剩的压力出力。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城镇化就错了，就像一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城镇化将成为“灭顶之灾”。因为，如果仅仅着眼于让更多农村居民去消耗现有的城市工业产能，就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剧产业结构恶化，产能过剩必将更加严重，新的经济周期必将更加剧烈、更具破坏性。而且事实上，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政策，已差不多穷尽了农村居民对现有城市工业产能的消费能力，否则这一政策也不会轻易结束。指望再通过推进城镇化来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力，已经不现实了。

　　笔者早先已经指出，政府推进城镇化的基本任务应当是社会建设，因为农村居民最需要的消费（从而可以说是最强劲的内需）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等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而不是其他。因而，推进城镇化，政府自身同时尤其要引导社会公众向农村区域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方面投资，这样的城镇化才能真正成为扩大内需的助推器，推进城镇化之路也才不至于跑偏。

　　仅就教育来说，在21世纪推进城镇化，如果一座城镇里没有一所以上的大学，若干所优质的中学、小学、幼儿园，那还算城镇吗？而在现阶段，中国绝大多数县城都没有大学的情况下，如果要通过推进城镇化去建设像美国、日本那样普及的优质教育，那得需要多少投资啊！可是，由于现阶段制度和政策的障碍，“中国大妈”有钱只能去抢购黄金，而并不能投资于教育。

　　现阶段许多人都在谈这改革、那改革，实际上没有哪一项改革比教育改革对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促进城市工业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至为迫切。现阶段之所以内需不足，是因为目前我国工业产能难以满足居民对工业消费品在技术含量、文化品位、低碳环保等方面的要求，而其根源正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能力低，这就迫切需要通过教育以及科技体制改革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才支持。

　　而教育改革特别重要的方面，就应当是逐步放宽对教育的投资限制，鼓励民间资金更多投入教育领域。这样，才能释放出创新能力。或许只有当我国私立学校的比例达到日本、美国的水平，我们才有希望实现较高质量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同时，应允许和鼓励民众向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投资，让这样的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也可以为民间资金、为“中国大妈”提供理性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引导城市居民参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参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从而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统筹城乡发展作出贡献，那才是他们更有意义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