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关系不断发展演化，目前正进入新阶段，出现了新趋势。2012年７月，习近平同志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大国关系是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中美正在积极探索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也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冷战前的大国关系

    对抗与冲突和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是冷战前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大国之间的战争是霸权更替、国际体系改变的主要途径。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甚至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

    这一时期大国关系长期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主要原因有：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和掠夺通常以武力开路；大国之间缺乏密切的经贸关系；一些大国信奉武力，倾向于通过战争获取国际利益；“坚船利炮”的广泛运用，助长了列强称霸世界的野心；国际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强制力和约束力；等等。

    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

    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分裂、遏制和紧张。二战后的世界分裂成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美国于1947年实施旨在将西欧经济纳入北大西洋贸易体系的“马歇尔计划”。苏联针锋相对，于同年提出“莫洛托夫计划”。随着1949年经互会的成立，东欧经济完全纳入苏联的轨道。美苏分别成立了互相敌对的军事集团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意识形态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化身，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则意味着极权和专制，是自由民主的主要威胁；而在苏联看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垄断与战争的代名词。

    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在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认为，美国之所以可以与苏联对抗、决裂而没有什么风险，是因为美国同苏联的“利害关系微乎其微”，“在那里，我们没有投资需要保卫，没有确实存在的贸易机会会丧失。”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凯南的预测。在冷战期间，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间的经贸往来很少。

    冷战后的大国关系

    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盟友与敌人的界限日益模糊，以亦敌亦友、挑战与利益同在、竞争与合作并存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逐渐浮出水面。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通过遵守和利用现有国际规则发展自己。

    以下几种因素使冷战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出现成为可能：主要大国都有核武器或核保护伞，战争作为解决大国竞争的手段缺乏可行性；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建立类似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那样的跨国组织已没有可能；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各国的利益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而全球问题的解决具有正和性；主要大国之间经贸合作关系密切，高度的相互依存使得大国关系处于联盟和制衡之间的模糊地带。

    中美关系是重要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并且日益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美国逐渐认可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在对华关系上倾向于接受中国的倡议，开创“竞争—合作”这一新型关系模式。

    近年来，尽管美国依旧坚持西方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普遍意义，主张拥有美国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所有国家繁荣幸福的前提，但中国关于“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赞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美两国拥有的共同利益和面对的共同挑战越来越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09年3月发表的一篇报告提出：“没有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行动，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包括全球金融动荡，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保障）是难以想象的。”中美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也降低了两国发生严重对抗的可能性。目前中国的GDP已占美国的40%，是美国的最大债主和第三大出口市场。2012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在不到35年的时间里，我们两国从几乎谈不上有任何联系发展到彻底、无法回避地相互依存。这种情况需要双方均在思维与方式上作出调整，今天的地缘政治不允许我们进行零和游戏。一个兴旺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兴旺的美国也对中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