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840年代开埠，到1932年，上海从一个小小的县城，在不到百年时间里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第五大城市，把东京和香港甩出了几条街，并奇迹般地发展成为远东贸易与金融中心！

　　我之所以要在开头重提大家并不陌生的事，目的就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城市化到底是完全靠政府“做”出来的，还是主要依靠市场驱动的问题。当初上海并没有在事前规划城市该怎么发展，城市面积该有多大，人口该有多少，还有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和绿地等等，都没有明确规划。当年上海的城市化，说到底是靠以人力资源等要素自由流动为基本特征，在尊重产权基础上个人自愿合作的城市化。经济自由和开放胸襟，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上海正是依托市场的本色表演，才自发地实现城市化。

　　如今，“新型城市化”一词热得十分烫手。新一轮的城市化、城镇化建设如万水朝宗。据官方透露，2012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52%。今年，城市化依然是出现率最高的词之一，甚至被一些专家学者提高到了事关一个城市能否具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位置。在诸多有关城市化的鼓与呼的声浪中，不顾农民意愿强拆强迁的报道又频频见诸媒体。这里就出现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把城市化、城镇化的目标过于确定化了，并对成果又有明确要求和完成期限，这就会让一些地方政府和发展商把事情做过头，不把农民赶上楼，怎让城市化更上一层楼？

　　而现实告诉我们，在城市化城镇化的规划中，你可以规划各种建设用地和绿地，但规划不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以尊重个人产权为基本特征的、本色上演的城市化。比如你在新辟的“新型城市化”的某区块中，规划常住人口五万，但到了“完成期限”，人们会忽然发现，那些规划完全是纸上谈兵。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不会让自己强制性地跟着一个向度走的，选择创业的不是“位子”而是实力。李克强总理说了，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我个人的理解是，总理是要人们在本质上摆脱计划经济思维。

　　上海自发城市化的经历告诫我们，城市化也，有“市”才有“城”。谁能事先知道某个城市将成为国际大都市或什么什么中心？当然，这不是说政府在城市化城镇化建设中可以不作为，关键点在于选择该担当的角色和位置。以权力驱动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的确让我们办了许多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无法办到的事，而且对于那些目标明确的事，我们也往往能无往而不胜。但城市化必须是以真实发生的市场化为标杆的。一切大包大揽、大操大办的城市化，到头来大都会演化成人工造城运动，进而造成大量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浪费。所以政府能做的，就是尊重以产权为基础的个人自愿合作，维护法治，而不是一味抢市场的戏。 当然，崇尚个人自愿和市场化并不是排斥规划和合作，因为规划也是人类知识进步的有效手段之一，我们反对的是城市建设和经营具有特权的垄断性，忽略市场化运作的努力。

　　政府集中控制下的城市化建设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它只能着眼于那些目标明确的、已知的项目，说得更清楚一点，那只能是模仿，不能超越；另外，缺乏灵活的集中控制，会让城市建设所依赖的个人天赋、创新能力显得脆弱，进而极易摧毁极有价值的机会。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是，有些根本没有规划过的城市产业，会在某时某刻忽然千树万树梨花开，而一些精心布局的商圈，却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足见人往往是往能充分展示个人创业、生活自由度较高的方向走的。这或许才是自发城市化正途。

　　“市”托“城”，“城”辅“市”。现在有人把城市创新视如“软实力”，我认为这个“软”字用得特别好，因为它依靠的不是“硬”性的措施和命令，而是依靠另外一种更具人性化的让市场说话的“软”环境。当然，这样的转化需要一个艰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