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型城市化之路”是仇保兴此次演讲的主题。他说，人类的城市化道路，已经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英国，由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英国的城镇化用了２００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地区的城镇化，用了１００年时间；第三阶段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只用了４０—５０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然后是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转移城镇化的国家，在中国的整个城镇化过程中，将转移８亿多人口，而且因为中国国家大、情况复杂、贫困人口多，城镇化速度比其他国家要低，城市化率为每年１％左右。这个城市化率是合适的。”在谈到中国的城镇化其他国家的区别时，仇保兴说，中国几乎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的唯一的大国。英国在城镇化的时候有一百多个殖民地，殖民地接纳了很多英国移民，减轻了城镇化对环境的压力。中国为了对全世界负责，关门进行城镇化，中国不会向世界输出难民，这就是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

      仇保兴说，当城镇化轮到中国时，遇到了非常严格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要求。但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就对中国提出了巨大挑战。

      仇保兴列出了中国城镇化面临的诸多挑战：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地矛盾尖锐的国家，适宜居住的土地不到整个土地面积的５０％，适应人类居住、适应大规模推进城镇化的恰恰又是优质耕地，而我们的耕地人均只有１．４亩，由于城镇化，每年减少的耕地数目是１８００万亩左右。

      其次，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候鸟式”农民工群体，而且他们的流向分布非常不均匀，大城市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小城市吸引力在下降，这就出现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会越聚越多。

      再次，中国能源结构完全失衡，建筑、交通等能耗增加很大。中国还只能以储量相对丰富的煤作为能源，再加上中国的气侯冬天冷、夏天热，单位建筑能耗比全世界平均水平要高，这是一个刚性消耗。

      “在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是机动化与城镇化同步发生。欧洲的城镇化在机动化之后，城市密度大了。而美国城镇化与机动化同时发生，其城市就出现严重蔓延。非常不幸的是，中国跟美国一样也是机动化与城镇化同时发生，也就是说中国很有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城市蔓延。好在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条‘拦水坝’，所以我们要保持土地制度的基本稳定，这是应对机动化和城市蔓延非常重要的关键政策。”仇保兴说。

      另外，中国城镇化的推动力又是失衡的，依靠工业化来推动的城镇化使服务业发展滞后，这样一来，工业排放污染就较大，再加上污水收集管网不足，工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上升非常快。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是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众多的国家，城市的规划设计缺乏地方特色，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受到破坏。”他认为，城镇化还带来了区域化的发展，急需对城市群综合进行规划、设计，并进行综合引导。

      在仇保兴看来，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人类。为此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在城市规划中，政府要用强制的手段来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有效制止城市的蔓延；坚持紧凑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防止出现美国式的郊区化；对农村进行人居整治，均衡城镇化的压力，避免非洲式的贫困的城镇化；推行严格的节能目标和政策，进行建筑节能；实行自行车和公交优先战略；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和分配式能源计划；大幅度投资城市污水管网建设；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名县保护法规；建设大量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来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编制区域性规划，在城市群范围统筹建设基础设施，使资源共享、生态环境共保、污染共治，建设大量的低碳生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