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秀山：刚才听了演讲很受启发，我提几个问题。

    第一，农民工进城变市民是否要采取市场化手段与制度安排结合，解决户籍、医疗等服务来分担城市扩容费的成本，这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的户籍要不要收费？教育要不要交费用？因为这涉及到原有的居住群体和新加入的居住群体的利益关系问题。

    第二，农民工进城变市民，政府要不要有序引导，是不是要主体流向中小城市？

    第三，在考虑农民工进城变市民的同时，也应该统筹考虑到如何破除城市的资本流向农村的制度障碍，这样有利于加快推进城乡的一体化问题。

    仲大军：我们有一种倾向，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有一个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问题。我感觉现实非常严峻。中国现在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高端产业用的是高科技人才，低端产业用低端人才，这很难刻意用城市化的手段把农民工拉进城市。并且我想，13亿人口大国，对于中国整个资源要素的负担是非常严重的。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厉害的，我想能否承受的了，这是需要大家考虑的。如果这个市场用工需要这个人他就进来了，我们要有一种弹性的，而不是市场化的，我发现我们一些学者带着行政性的思维，我们就是要实现百分之多少的城市化率，用这样的模式思考问题，我感觉这样很不现实。刚才我还讲了，农民工的现状现在非常清楚了，60%、70%在工业地带，根本不在大城市里。珠三角有3000万农民工，其中2500万在工业地带，那么在工业地带怎么城市化？能把所有的工业地带都变成城市吗？工业地带怎么城市化，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是这里面还必须要考虑经济规律，因为经济好的时候工人来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工人回去了。现在很多工厂都倒闭了，这个工业地带的工人马上没有了，如果让这个工业地带进行城市化，怎么稳定这些人口？这个工业地带有没有这个能力搞成城市化，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要从理想主义回到现实中来。

    李津逵：工业地带正是处于高生育期，15年、20年之后，他们的孩子不会再回乡下去。

    主持人（董克用）：林凌老师谈到了财产权的问题，魏所长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带来了清晰的观点，我们的蓝老师从素质的角度谈话，如果农民工的素质不提高，那么产业化的问题解决不了。这是精彩之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遗憾，因为给我们的题目是怎么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好像我们没有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兜圈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仲大军：他越升级恰恰是排除农民工。
    董克用：看来这个问题的确非常复杂，现在我要把话筒让给我们的李罗力老师来做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