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代表综合开发研究院向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来参与智库论坛和本次年会，讨论这样的题目。

    第一多少介绍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目前的情况，第二把今天的题目，把个人的一些想法抛砖引玉做一点个人的分析。

    综合开发研究院是22年前由当时的国务院研究室和深圳市政府联合建立的这样一个研究咨询机构，其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咨询，20多年来经历了非常有成效的发展，今天已经成为深圳的一个主要研究机构，而且成为全国一个重要的智库。而且体制也是比较新的，政府仍然有一定的支持，但是主要靠研究院自己进行咨询、服务，自己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主要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公共政策领域，给地方政府、政府的各个部门研究一些当前经济发展、城市化、区域经济，包括今天上午涉及到的城市发展当中的城乡统筹、农民工问题、农民进城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咨询和研究。每年我们都会选一些重点的研究题目，近两年城市化中的很多问题就成了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恰恰也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给各个政府做咨询的时候涉及到的问题，今天的选题跟这个也是有关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又是现在各个区域发展中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选择这方面的题目，请各方面的专家为这个题目进行研讨，也确实是对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工作的支持，也希望各位今后对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活动进行批评指正，不同的观点与大家进行讨论，支持综合开发研究院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方面，作为一个研究者，把今天这个议题做一点分析。题目的重要性、它的问题大家都清楚，我这就讲讲现在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争论和自己的一些看法。民工荒如果只出现了民工荒、工资上涨，这件事可能不是坏事，如果我们真是劳动力用完了，农民都转完了，比如说现在农民占劳动力的比重占10%左右，不用说日本4%，韩国5%，美国2%，这是长期现代化之后、城市化之后逐步的比例变化，如果我们现在到10%，我认为不是问题，用完了是好事，我们到刘易斯拐点了，我们巴不得进入第二阶段，那就是质量提升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是我们巴不得实现的，走到了刘易斯拐点，我们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那是好事，所以从这个角度，从其他角度我们可以论证需要生二胎了，从这个角度是另外一个问题，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我们都会考虑人口政策，但是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从第一阶段工业化完成的角度来讲，我巴不得早日实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和农民的工资相等，在我看来这是刘易斯拐点的边际条件，占现在70%的低收入水平的劳动力当中一半是农民工一半是农民，这部分人的工资如果是均等的，那开始工资上涨也不是问题，可现在的事实是，劳动力没有用完，现在还有30%到35%的劳动力是农民，官方的数字还是40%多，现在我们减掉很多还是30%左右。农民的年收入是农民工工资的一半，这两个条件都不符合刘易斯拐点，那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了刘易斯拐点有两个，一开始是工资略有上涨，最后是真正和边际相等，我觉得这两个都不能解释这样的情况。在刘易斯拐点到达之前，工资会不会上涨？或者说工资如果不上涨的话，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有可能，刘易斯说的几种情况下可能工资会上涨，贸易导致的不开放部门工资上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人可能要模仿资本家的生活，因此工资会上涨，就是当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当连国内部门都提高的时候，生活水平都已经提高的时候，你再不涨工资的话，你当然没有吸引力，必要工资的上涨是有一个社会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现在的民工荒的问题，特别是前几年民工荒的问题，我们的货币工资20多年没涨，到最后连基本的生活费都不足。

    另外，可能有一部分农民原来就不适合外出，例如原来岁数就比较大的就没有出去，再一种情况，教育水平不够，农村发达水平不够，他没有资格出去、没有胆识出去、没有眼界出去，前一个结论是工资要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上涨，第二个现象是我们要发展农村教育、农民的培训等等。但是这仍然解释不了现在的民工荒问题，现在工资上涨民工荒悖论，我们先不说我们现在想提出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先说民工荒悖论。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前面的两个因素解释不了，比如山区的很多农民也在农民的数里而且他出不来，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现在在各种调研当中都能够发现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很多的民工过去出来之后由于在城里待不下过早的退出了沿海地区、跨界、跨区的劳动力迁移，一会儿我们的研究小组会介绍这方面的一些调研数据。我们中国这么一个特殊制度、特殊的户籍制度产生了民工过早退出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出现城市贫民窟，这是伟大的成就，我说宁可民工荒不要贫民窟，贫民窟太残忍了，但你跟他比，28岁、38岁、48岁、58岁继续在城里找工作，而不退出，我们遇到的是这个情况，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被认识到，我们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之后为什么要讨论余地呢？现在其实不是农民进城，而是农民住下的问题，真正在城里待的问题。我在有些场合讲这个问题，下面会有人跟你讨论，农民有一个政策不让农民进城，让他在家里发展，我说你要在农村你在那发展吗？为什么全世界的农民都进城，你非要中国的农民在农村待着呢？我们研究这个情况是要找一种现实的政策能使农民逐步的进城，已经回去的再回来，但是现在的80后、90后，现在正在城里人的，怎么能有一套政策将来使他们更少的退回去。这是中国下一个阶段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要使他们能够适应城市产业升级的要求，我们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弱化，使这个产业的发展继续涵盖广的产业，一方面逐步升级，一方面让这些劳动力就业，所以说一些制造业不能丢了，使他们继续发展，使我们避开中等收入陷井。在一定的意义上，通过研究过去的问题不是使过去的人再怎么样，实际上是下一阶段政策能够发生变化，使我们的劳动力结构、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持续的保证下去，这是结构的问题，使中国的经济能够真正发展，使我们能走到刘易斯拐点，完成社会转型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就业结构的转变。

    今天请了很多这方面深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我们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组织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做了一些调研，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希望今天通过大家的发言使我们得到启发，使我们这项研究能够更好的进行下去，我就抛砖引玉，讲这些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