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摘录》

    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基础。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报告解读》

　　“重庆模式”成为全国统筹城乡标杆

    昨日，总理谈到“三农”工作时，表述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统筹城乡首次在报告中“亮”出来，这一信号说明什么？重庆经过两年多的统筹城乡探索，给报告作出哪些“贡献”？昨日，北京，本报邀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全国“三农”问题研究知名专家胡星斗，解读报告。

　　“亮”出统筹城乡是应时应势

    重庆商报：“统筹城乡”首次在报告中“亮”了出来。这一信号让你看到什么？

    胡星斗：这一“信号”指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发生转变。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动力，是靠城市化、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来整体推动。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依靠城乡统筹。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重庆商报：“统筹城乡”表述，为何在今年提出？

    胡星斗：当前中国社会，城乡差距很大。给世界印象是，中国是城乡分制的社会。农村发展明显滞后，户籍、土地、教育、社会保障等城乡差异大，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制约着中国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积累，中国到了“二元”向“一元”体制转变的时候。经历去年金融危机冲击，今年中国经济向好势头发展。另外成渝两地的统筹城乡探索，积累的经验，为国家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思路。今年提出，是应势应时而为。

　　财政对“三农”投入不足

    重庆商报：在总理报告中，你看出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是什么？

    胡星斗：我觉得是两方面。一是通过给农民工市民待遇。通过户籍改革等，让城市接纳安置农民工。二是继续加快新农村建设，也就是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不是让所有农民都进城。对留在农村的一部分农民，政府通过产业化扶持，帮助农民创业增收。后者对政府来说，仍是任重道远。

    重庆商报：从总理报告中，你分析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难题有哪些？

    胡星斗：最大的难题就是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农业产业发展，农民工进城后的户籍改革，都需要财政大量投入。而中国财政收入是比较高的，国家是富裕的。去年，各种财政收入就达10万亿左右，但财政支出不尽合理，特别是“三公”支出的比例较大，相比之下，“三农”投入比例仍显得不足。值得高兴的是，总理报告中，今年对“三农”的财政投入是8183亿元，比去年增加930亿元。同时报告明确提出财政支出优先支持“三农”。

    其次是一些地方部门以及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推进。比如，一些地方财政收入是靠“卖地”为主的土地财政，统筹城乡的改革就会减少利益空间，他们对改革就不会太“热心”。

    统筹城乡的突破有三层面

    重庆商报：面对这些难题，中国统筹城乡的突破在哪里？

    胡星斗：突破在三个层面。首先从中央层面，上下联动推进户籍改革。虽然各地都在进行户籍改革探索，成效不大，就在于地方财力不够。今后，对接待外来农民工多的城市，中央财政要转移支付。其次是放宽土地、金融政策，解决农村金融“真空”问题。未来，要推动农村发展，需要解决农民办村镇银行、小额贷款担保等小型金融机构，让农村变成一潭活水。最后是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将农村土地成为资产，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重庆贡献了四经验给报告

    重庆商报：2007年，重庆被国家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在你看来，成渝两地的探索，给总理报告有哪些贡献？

    胡星斗：贡献很多。重庆目前在统筹城乡探索发展的思路和做法，正是报告表述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报告提到的户籍改革。重庆酝酿成熟，今年即将实施的户籍改革，让300万农民工转为市民就是这一思路。

    二是报告提到“壮大县域经济，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重庆从2008年开始，给主城外31个区县财政补贴，以及扶持主城外县域园区发展就是例证。

    三是报告中的“加强对产粮、养猪、养牛大县的财政扶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重庆正在实施的“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就是这一发展模式。

    第四是报告中提到“加快培育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积极推广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从去年开始，重庆就提出并陆续将“六小”金融机构“推进”两翼农村地区，解决农村金融真空问题。

   报告摘录》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报告解读》

    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一代农民工城镇化

    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昨日表示，报告中提出要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是前所未有的突破性的措施。政府真正把我们农民工当作新工人、新市民来看待了，“下一步就是看怎么去落实了”。

    胡小燕认为，农民工城市市民化要有创新。第一，政府应建设大量新市民社区，每个社区居住1万～3万名新市民，政府为新市民提供18～25平方米的政策性公寓房，价格在1000元到2000元每平方米左右。第二，政府帮助新市民在城市就业和创业。

    “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表示：农民工在城市中有两种趋向，一种是回农村，一种是在城市安家，第一代农民工大多要回去，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可能回去。国家应该抓两方面，一是怎么让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在城市留下来，且把他们市民化。政府要在交通相对方便的地方建农民工小区，一个农民工给他20平方米安顿下来，小区里应有学校、医院、超市，享受市民待遇。另一方面，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要回去的，要重点抓中心村和小城镇的发展，他们应回到中心镇、中心村。

    全国人大代表、湛江市委书记陈耀光则表示，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后，怎么样使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准入门槛降低，政策要明确，这是很重要的。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表示，要让农民变成市民，还必须看到现实的问题，农民愿不愿意的问题。他变成市民可以得到什么。农民出于对城市的各项保障和福利待遇不完善和生活的顾虑，可能不愿交出土地变成市民。

    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认为，城乡一体化，目前我国主要是农民进城，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但真正的城镇一体化是对流的。将来需要由城市向农村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