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算起，户籍改革至今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实现了翻番，2013年将达到53.37%。

    2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吃商品粮的概念已经淡出人们的脑海，物资供应上，城乡差别也在逐渐模糊。但不可否认，城市尤其是北上广等大城市，所拥有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仍然让许多农村和小城镇居民充满向往。但是一纸户口，却横亘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这些年，南京、西安、大连等城市，对于户籍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渐进式的探索。而早在10年前，中原城市郑州曾作为先行者，试图打破户口的藩篱进行改革，8个月后却无奈终结。当年户改被迫叫停，原因何在？改革究竟难在哪里？中国之声两会特别报道《改革探路》今天（3月23日）播出第八篇：《户口本上的经济账》。

    记者手记：2003年，郑州市民身份，对于一些人不再遥不可及。那一年，郑州全面放开户籍限制，成就了38万人的城市梦。然而，8个月后，郑州就不得不收手。勇敢试水，无奈仓促终结。两会前夕，我来到郑州，试图寻找郑州当年的改革印记，看到的却是交通拥挤不堪、学校人满为患。很多郑州市民说，郑州太挤了，当年的户籍改革，太急了。不过我想，改革这事，很难以成败论英雄吧。

    听说大连调整户籍政策，原籍辽宁鞍山的王先生，一大早就来到户籍办理大厅咨询，想把老婆和孩子的户口迁过来。

    王先生：听说从3月1日开始，大连户籍政策有新的调整。将来就可以在这儿安家落户，解决子女升学就业啊，以至于将来的养老，这确实是自己比较向往的。

    而王先生的体验，早在10年前就落在那些想成为郑州市民的人身上了。2003年起，河南郑州全面放开户籍：任何人只要在郑州有亲戚投靠，能提供住房证明，就能成为新市民。原籍洛阳的李女士，2004年4月成了郑州人。

    李女士：户口在郑州之后，我们做生意各方面比之前的条件更好，孩子也解决了上学问题，户籍确实改变了我们整个家庭的命运。

    原籍周口的建筑工人许先生，也有与李女士有一样的体会。

    许先生：加入郑州市户口以后，虽然工资没有多大提高，但是现实中的生活还是比入籍前提高了可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享受到了，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户籍改革，郑州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但在大中城市里，郑州却是胆子最大、步子最阔的。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说，因为郑州认识到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紧迫。

    刘道兴：城镇是现代经济的载体，城市规模应该大一点，解决更多河南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的需要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一方面要建设中原城市群，另一方面要以省会郑州作为中原崛起、加快河南现代化的龙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选择把户籍改革作为突破口。

    当年，像李女士和许先生那样幸运的人，至少有38万。时间不长，许多学校的老师，就不得不用话筒来讲课了。

    老师：过去班上四五十个人，现在一下就有七八十人。老师上课嗓子很累，那时候不少学校都给老师配备耳麦、小话筒。

    而教育系统所反映出的问题只是一部分，全面放开户口之后，郑州整个公共服务体系面临极大困难，而这带给普通市民的直观感觉就是，拥挤不堪。

    市民：不止学校资源承受不了，包括交通、防疫、卫生医疗等各种资源都承受不了。

    8个月后，郑州不得不叫停户籍全面放开政策。河南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说，郑州的户籍改革不能算作失败，只能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最起码，郑州用自己的实践证明，户籍改革需要从长计议。

    刘道兴：现在看，对户籍问题，我们的认识还是比较简单。我们认识到一些东西，但发展阶段不到、财力不到的时候，就不能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持相同观点。

    迟福林：户籍制度改革，一定要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相结合。因为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其实是两元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如果仅仅作了户籍改革，而公共服务没有配套，户改很难取得成功。

    户籍改革，郑州仓促叫停。在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看来，当初并没有算好户籍改革的利益账。

    刘道兴：现在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很多问题都和户籍连在一起。因此设计户籍制度时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更多研究城乡利益关系，一定要算一算在户籍上或者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

    而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细算了这笔账之后发现，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城乡不平等福利，可以达到60种以上。进城之后，福利均沾，这一切都需要地方政府要有雄厚的财政实力。辜胜阻坦言，户籍改革，要解决人往哪里去，也要考虑钱从哪里来。

    辜胜阻：城镇化过程中间需要研究，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现在有研究部门测算，一个农民工的市民化，仅基本公共服务一块就需要花十万元。这样一个高成本的改革需要建立成本分担机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怎么分担成本，政府和企业以及农民工本身怎么分担成本，都需要研究。

    迟福林说，逐步改变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或许能为户籍改革去掉一些现实阻碍。

    迟福林：以经济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财政税收关系，要逐步转到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中央地方财政税收关系。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财政支付的力度，同时加快培育地方的税收体系，增大地方税源，这样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多财力用到基本公共服务上。

    记者手记：采访中问及郑州市民，如果像十年前那样户口全面放开是否会支持，他们的回答是不愿意，即便是在当年的户籍改革中受益的新市民也不例外。这让我想起了公交车理论：公交车进站时，大家都希望这辆车能尽量多载一些乘客，而当我们挤上车的一瞬间，想法就会发生改变，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再上车。迎面来了一辆改革的公交车，车里的人能否再放弃一点空间，车外的人能否再牺牲一点时间？而驾驶员，则可能要面对来自双方的责难。这就是改革，需要时间来耐心筹划，更需要勇气来直面矛盾、破旧立新。最终使改革这辆公交车上，满载13亿国人，虽坐着站着各有不同，但都能安全、同时到达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