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村庄

    洒下一杯祭酒之后，人们在古老的吟诵声中杀牛宰肉，刷好一口口办酒席用的大铁锅，背来一篓篓柴火煮开苞谷酒，给新郎穿戴上鲜艳的新衣新帽，怒江边云雾中的傈僳族小村庄正在举办小伙子木扒的婚礼。怒江河对岸的新娘正坐溜索横跨奔涌不息泥沙俱下的水流去过门，她越滑越远，留下不肯离去的阿妈坐在岸边抹眼泪。送亲的队伍走在悬崖上凿出的栈道上返家，“客人请别走，再玩一会儿吧，你们走了，我们就玩得不开心了”，男方家的接亲队伍歌声回响在山谷和农田间。这是刘杰导演的电影《碧罗雪山》的开头。这部反映云南怒江傈僳族生活的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纽约中国电影节、悉尼中国电影节都得到了极大肯定。

    这样的少数民族婚俗场景却毫不生分地让我想起，六姑出嫁时坐在爷爷家木房子里唱着哭嫁歌，众亲戚应和唱答了一整天，七姑出嫁时我和表兄弟姐妹们抢着给新娘子打伞，藏新郎家钥匙。仅仅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一切都变了，表哥表嫂挂在床头的结婚照穿着西装和婚纱，再也没有人唱着哭嫁歌出嫁，婚俗的仪式一减再减，打麻将是最大的娱乐项目。

    这样的改变仅仅只是在十几年间。

    2001年，我国在“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截至2011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至2011年末，中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全国共有30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

    作为城市的对立面，村庄的消失也相当地惊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公开场合指出，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减少到270万个。10年内，90万个村子消失了，相当于每天有将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而这些自然村中包括众多文化历史悠久的古村落。他说，但是从来没有村庄史，所以消失什么样的村庄，从村庄中消失了什么，没人能知道。

    如此巨量的村落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冯骥才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一些农村确实自然条件艰苦，大批农民入城务工;二是城市新的生活方式吸引了愈来愈多年轻一代农民定居;三是城镇化。城镇化是政府行为，撤村并点力度强大，是直接导致近10年村落急速消亡的最主要缘由。

    “城市化、城镇化是乡土文明被毁坏的过程。”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乡村建设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分析，这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最近几十年，主流价值观认为农村文明、农业文明是没有价值的，落后的。农村传统代表着封建、落后和愚昧，不是先进文明，应该被“化”掉。这样的价值观主导了消灭农村和农民的行为。

    城镇化的变迁使刘杰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为电影《碧罗雪山》取景。2009年春天，刘杰发现怒江沿途民居有了很大改变。傈僳族历来的民居都是千脚落地的竹楼，地板是竹编的，房顶是茅草的，冬暖夏凉。据说后来某个领导去视察后说：“新中国成立多少年了?我们还住着茅草房?!拆了!”当地没有建材，只好把竹楼改成石棉板盖顶、灰渣空心砖垒墙的刺眼白房。

    某位部级干部也遭遇了城镇化的情感创伤。他告诉李昌平，回乡后看到面目全非的故乡，跑到祖宗坟头去哭了一场。当地官员安排接待用餐，他沉默了一下午没说话，最后说：“我还吃你们的饭?喝你们的酒?我杀你们的心都有!”

    还来不及吸取三十年城市化磨灭城市记忆、城市情感，最终造就“千城一面”的教训，城镇化浪潮已经像海啸一般卷地而来，袭向乡村。

    晴耕雨读、解甲归田、叶落归根、“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中国人最诗意和温情的生活方式永远无法离开乡村田园背景。而现实是“美丽乡村”已成概念，“千疮百孔”才是现状。工业品下乡、遍地垃圾、土地有毒、河流污染、癌症村频出，婚丧嫁娶的仪式、各种节日传统不断简化消失，教育和生活分离，学生们知道北京天安门有什么，却不知道家乡有什么。农业比较效益一直下降，农民纷纷出外打工，农村里只剩下小孩、老人……

    李昌平说：“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么多年主流文明对农村文明的歧视，把农村人的文化自信消灭掉了。我们本来可以在低耗能低消费的农村生活方式下生活得很幸福，但为了追求所谓的现代农业，我国占全球7.8%的土地使用了全世界35%的化肥。我每天在北京的消耗是我在农村父亲的50倍甚至100倍，这样的大城市发展模式真的可靠吗?如果能多一些对家乡的认同，多一些传统农业文明中对环境、资源、人和生产方式的反省，而不仅是为了一点小钱，农村环境也不至于破坏得这么厉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村落，中华文化如何依存?”冯骥才沉痛地说。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2008“5·12”特大地震中，大禹故里——北川县禹里乡得到了格外重视，冯骥才对温家宝总理说：“需要重视的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我们中华民族怎么能没有这样的村庄?”据说，温家宝总理为之动容。

    李昌平也认为承载中国传统文明的根在乡村，这里的村落、庭院、池塘，可持续的农业方式、生产生活方式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营养。而现在祠堂、祖坟、礼仪没有了，所谓的“发展”更像一场破坏。“我们几千年的文明用什么承载?只用纸吗?没有了环境，文明还存在吗?我们精神层面的家在哪里?”他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他认为，除了文化的意义以外，村庄文明还有生态的意义，生活方式上的意义，低耗能低消费的乡村生活方式是符合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倡导的“节能环保”理念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在未来会成为主流价值观。”他说。

    “不要只为看得见的东西而失去看不见的东西。”冯骥才说，民间的口头文学、民间记忆、乡规乡俗、地方精神这些扎根于村庄中无形的文化积淀了民族的精神、道德观，也保存了最深的地域多样性。他特别强调：“比这更深刻的事就是少数民族文化。这大部分是没有文字注入的，以非遗的方式保存。如果没有这些村落，这个民族的特征也就消失了。中华民族既然是大家庭就必须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

    去年年底，冯骥才带领队伍从贵阳西南紫云等六县交界的麻山地区整理出了当地口头流传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第一部，共10819行，其文学价值堪比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而对于浩瀚的乡土文明来说，这仅仅是其中之一。2006—2010年，仅国家和省这两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评选出9000多项，其中绝大多数都保存在村落里。

    现代与传统的路口

    发源于唐古拉山的怒江奔涌而来，碧罗雪山与高黎贡山隔江夹峙，住在大山里的傈僳族出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溜索，将自己系在一根纤细的钢索上，利用高度的落差滑向对岸，祖祖辈辈都是如此。这时常成为影视剧中的奇观。在小说《碧罗雪山》中，敢独立过溜索几乎是傈僳族人的成人礼。但其实溜索是很危险的，尤其江水上涨的时候，有时溜索的人位置过低，一旦碰到江水，巨大的冲击力就足以把人卷走。

    所以影片中的村民一直盼望着能搬出去，此时木扒因为偷剥了国家保护植物红豆杉树皮而被抓。为救儿子，木扒的父亲三大坡要把女儿吉妮嫁给村里的混混阿达换取彩礼。吉妮偶尔听到青梅竹马的恋人迪阿鲁说如果熊咬死了一个人，政府会赔偿4万元。在出嫁的清晨，她盛装打扮，离开村子找到熊群，消失在了烟雾迷茫的大山里……

    拍电影的人和电影中的人一样困难重重。为了拍影片开头的杀牛，刘杰向村里人买牛，但全村没有一户人家肯把牛卖给摄制组，只能到外面买后再拉回村里。在全国任何一个农村，花50块钱能很容易地找到群众演员，但是在那里不行。原定演老祖多利拔的老人听说剧中角色以熊为祖先死活不演，因为在村村有教堂的丙中洛，他们信仰自己是上帝的孩子。这些演员没有现代社会的职业感，如果心情愉快，天气合适，他们就演一演，不过说不定明天他就不来了。导演无法拿任何东西威慑他们。最后饰演老祖多利拔的演员积阿迪接到演出报酬时说：“我活了八十多岁第一次见到一百块钱的钞票。我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吃过一滴油，但从来没有病过。”在这么一个对钱的数量没有概念的村庄中，如果拍到一个老乡家门口，很可能他一开口就找你要500块钱，但这件事却可以用两块钱的一瓶酒搞定。

    刘杰说：“在这样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当地村民对钱是没概念的。当您想去用钱解决一个问题，不一定是你经验中的一个数。其实你跟当地人不在一个体系之中，他们在离商品社会比较远的那个体系之中。”

    银幕上多利拔往竹筒里放苞谷子，他说：“一颗苞谷就是我一天的日子”，孙女阿娅总是偷偷地倒出苞谷，直到被发现时哭着问爷爷：“竹筒里的苞谷装满了，你是不是就要离开我们了?”多利拔说：“日子过去了就回不来了。”

    这样一个我们曾经很熟悉、现在很陌生的非商业化乡土社会中隐藏着一种令人怀想的温暖。我问刘杰，影片中这种对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怀念是他自己的还是当地人的?他大笑之后，轻轻地说：“是我自己的吧。”其实那一刻我们都有一点想哭。他说：“我是很伤感地看他们的处境，但是还是怀念这些即将失去的东西。”

    影片结尾，面对云雾缭绕的群山，多利拔老人只留给观众背影，他向山林深处的神灵祖宗祷告：“神啊，祖宗啊，请保佑吉妮，她是爱你敬你的人。神啊，祖宗啊，原谅木扒吧……”这一次，固执的他终于同意离开，这个傈僳族部落告别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子，整体迁移。

    刘杰说自己在影片中表达了“我的困惑，个人的忧愁”，一方面是现代文明不断蚕食着古老的传统，一方面却是不适合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带来的现实的贫困艰苦生活。外部环境在改变，现代生活方式和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矛盾，老人想守住传统，但同时现代化也并不是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在年轻的一代里，传统的东西弱化了，他们充满了对外面的向往。

    冯骥才问过一个城里的农民工：你外出打工这么辛苦，为什么不回家种地?他说，回去很受罪，最怕夜里上厕所。城里的厕所在楼房里面，但在农村，上厕所得从热炕头爬起来，大冬天里穿过院子蹲坑，屁股冻得跟冰镇西瓜似的回来。

    冯骥才说，村落不仅有保护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农民有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要想村落保护得好，一定要发展得好。不仅要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也要考虑生活发展。

    影片《碧罗雪山》的男主角迪阿鲁既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传统的受害者。他深爱着吉妮，但在哥哥和父母外出打工多年未归后，村中德高望重的萨满多利拔却要孙子迪阿鲁依照傈僳族的传统娶嫂子阿南恰，抚养小侄女阿娅长大成人。最让迪阿鲁烦心的是傈僳族供奉的祖先——熊。多利拔训导族人要敬重熊，政府和NGO为了保护生态禁止猎熊，但附近山上的黑熊时常来村里毁坏庄稼，咬死牲畜，迪阿鲁这个村民小组长既要宣讲国家环保政策还要跋山涉水去乡里索要赔偿，在多重张力下疲惫不堪。

    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开始，刘杰一直致力于探讨中国农村社会三轨并行的现状，德高望重的宗教首领、几大家族凑起来的管事人、行政层面上的村干部这三种力量共同作用于农村治理，但哪一种力量都无法完全占领上风，最终在争夺与妥协之下达成某种暂时的微妙平衡。

    “今天的乡村社会是自治社会，没有共同体，犹如一盘散沙。”李昌平说，从社会学角度去讲，1949年以前是乡土社会，是家庭共同体社会，个人依附于家族。1949年以后，按照地缘、水源和业缘建成了村社共同体。共同体有两大特征：一是有共同产权、财权、事权和治权，四权统一。产权、财权支持事权、治权，后两者反过来巩固前两者。比如村民在集体所有制下发展集体经济，用集体财产修桥补路、技术推广，村集体可以调解纠纷、制定规章制度、结平衡债、搞选举。二是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位一体，同时具有经济、治理和建设功能。不仅发展家庭经济、社区经济发展，同时还负责社区建设和治理。

    “在市场中，共同体是个强势主体。全国保存了共同体的村庄在市场经济下都发展得很好。没有共同体，农民就会沦为‘市场贱民、政治平民和社会流民’。”他说，有了共同体，新农村建设的水利、房屋建设，农业现代化都可以自主进行，不需要开发商参与，没有共同体，什么事也做不成。共同体必须要有经济基础，必须把处于经济核心位置的金融给共同体，发展内置金融。

    对本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

    NGO在保护乡土文明上是一支活跃力量，但是影片中外来环保NGO只关注熊而不保护人的做法引起了村民的极大愤慨。刘杰说：“我并不反感NGO，世界上需要有理想传播者，但是不要带着我要保护我们家后花园的想法。我们自己在城里把环境破坏殆尽，然后跑到那儿说，你们千万别开汽车污染环境。除非你们跟别人换，把人家换到上海来住。”

    对此，已在香港乐施会就职十年的李昌平说，NGO这样的社会力量手上没有权力，要想把事情做好，应该进入当地人的语言系统，讲究做事方法，把目标手段化，而不能把手段目标化。

    2003年，李昌平和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主任、中国乡村建设规划设计院理事长、画家孙君、王继军等人在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进行新农村建设试点。当时，很多村民把房子拆了重建，乡建院劝村民进行旧房改造，村民很不理解。于是，乡建设院把村里一个十几年没住人的土坯房按一千块钱一年租来，由孙君画房子，再交给专业设计人员设计。土坯墙茅草房，夯土的裂纹清晰可见，这种土里长出来一样的房子别有一番古朴风味，逐渐成了茶室，信阳茶叶节时还专门用于接待贵宾。乡建院五百多平米的办公楼全部用废材料建的，村民觉得怎么比新砖砌的房子还好看。乡建院用自己的示范阻止了村民拆老房子的步伐，使他们慢慢接受了改造而不是重建。不仅如此，村民还渐渐被唤起了对古树、旧居等古老东西的珍惜和敬仰之心，认识到自己村庄的价值。

    对此，冯骥才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做乡土文化保护比汉族地区更难。首先，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文化，不能替他们做决定。其次，要启发他们认识自己文化的价值。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这些文化的价值，但不能帮他们取舍和判断。”

    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冯骥才看到黔东南苗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后回家过年穿着牛仔裤，听流行歌曲，看电视，也曾经担心他们忘记传统。但是多年前他参观美国印第安人居留地，提出了印第安年轻人出去上大学会不会忘记自己文化的疑问。接待者带他看了一个帐篷，里面放满了印第安老人的东西。这是一个印第安女孩到夏威夷上大学后回来收集的。看过外面世界的年轻人，也许会比老人更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文化。刘杰也在怒江发现当地人年轻时想出去，出去一段时间又会跑回来。

    李昌平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城市化还没有结束，逆城市化却已经开始。一方面农村的年轻人还在往大城市来，另一方面，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已经出现郊区化。同时，到了退休年龄的打工群体要回乡，是回到自然村、中心村还是镇上，需要选择。逆向城市化也是城镇化。“在老家，现在是该吃田螺的时候了。”李昌平望着北京朝阳门乐施会办公室窗外的高楼说。生长在洪湖边的他，回忆起小学五年级时，春天周六的下午，走过开满了金黄色油菜花的田地，和小伙伴去洪湖抓甲鱼。到了端午节，当地的风俗是要吃蛋，他们就拿小木桶去洪湖边捡甲鱼蛋、野鸭蛋、乌龟蛋……如果遇到湖里的草甸随着浪漂到船边上，几个小孩用网兜把草甸兜起来，一拍，一两斤一条的鳝鱼就纷纷跳出来。等到锅里的油热了，再去河里捞鱼也来得及，有时候自己挖一条小沟，鱼就往小沟里来，水走完了，剩的全是鱼。最好是遇到下雨天，水往湖里流，鱼迎水而上，岸边遍地都是鱼，只等着捡。莲蓬、芦笋、茭白遍地都是。一放炮，湖里的野鸭子飞起来遮天蔽日。他记得直到1982年刚参加工作，在村里游泳，河水还清澈到底，可以直接饮用。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情景在几十年间彻底消失，所以李昌平听到孙君的“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和信阳市平桥区区委书记王继军的“农村是有价值的”这两句话时深有感触。他提出，中国乡建院是严格按照五句话来选点和定位的，即：我村我素，我村我品，我村我业，我村我家，我村我根。既我村有我的风水、区位、文化、历史、物产这五个元素，能够建设出品位、品格、品质、品牌。这样的村庄能够提供就业，也是村民认同和为之骄傲的家园，实现生态、生产、生活的三“生”共赢。

    在郝堂村，乡建院研究了一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房屋的文化元素，从庭院、村庄布局，屋檐、屋脊、码头、桥上体现文化，保留历史的记忆。把古树、古井还有文革时期的标语都保留下来。把厕所改建成尿粪分离，尿做尿素用，粪做有机肥。对村里的垃圾进行再利用。

    学校里带领学生读《弟子规》，还开设了和信阳这个茶叶之乡相应的陶艺课和茶艺课。回乡青年和大学生创业基地对山上的野茶进行商业开发。志愿者教村民打太极拳，开设环境、健康生活教育讲座，组织年轻妇女跳晚场舞，在老人中举办腊鱼、腊肉、酱菜等传统食品的制作比赛。

    李昌平倡导：“建设新农村先建设共同体，建设新农村先建金融。”他在郝堂村建了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孝道是农村里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把养老和金融结合。形成敬老爱老的风气，今年每个老人分到800元。有老人过世，互助社还出资金操持超度仪式。

    冯骥才也打算今年5月在北方的山西、南方的广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贵州做试点。首先请专家对晋中地区的村落进行规划设计，设计既考虑发展，也考虑保护。不是按照旅游来规划，而是按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来规划。他还计划要把已无人居住的破败村落中遗留的历史遗迹收集起来建露天博物馆，“把历史大鸟失落的羽毛收集起来放在一起。”他说。

    李昌平认为，政府应该像80年代支持民营企业一样支持NGO的竞争和合作，促成社会领域里的竞争和积累,让NGO积累社会资本，从而满足社会需求。

    城镇化可不可以“慢”一点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官方将城镇化定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同时，努力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民能够转为市民”。

    1月3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提倡发展家庭农场。一时间“城镇化”概念股遭到热炒，一些房地产企业看到的是新一轮的“圈地潮”、“地产热”。在一些地方，城镇化被简化为让农民上楼，拆迁征地，结果许多农民“被上楼”。一场新的商机盛宴眼看即将在村庄里展开。

    李昌平认为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有如下几个问题要考虑：一是城镇化是人的城市化，不是GDP保八的手段。不能把想进城的农村年轻人当成一个劳动力、一个要素，他是一个国民，应该有国民待遇，能在城里长期生活下来。二是一部分逆城市化回到小镇上的人能够生活幸福。三是土地制度改革一定不是为了方便资本家下乡，维持集体所有制和农民的承包权。土地不要急于大规模的流转和私有化，一定要考虑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在危机来临时有退路。在土地这个问题上不能出错。最后，从农业里流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以什么方式搞农业?应该在集体所有制下，由职业农民——产销帮来搞。“确权确利不确地”就可以了，由专业的产销帮来种地，每年给出地的农户分粮食。“土地不仅是农民的保障，也是整个社会的保障。一定要考虑农民在城里呆不下去怎么办。土地制度既要保证基本食物安全性，又有一定弹性，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稳定。”李昌平说。

    冯骥才提出了“到底我们要富到哪儿去?”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社会问题都用增长经济解决?是不是财富就是国力?什么是软实力呢?毫无疑问有一个词‘文明’就摆在眼前。”他说。

    他呼吁，不要把城镇化仅仅看成是经济目的，它不仅是为了拉动消费和GDP增长，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新文化的建设问题。

    李昌平也认为，如果城镇化只是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让农民上楼，不考虑其他问题就土地私有化，一定会出问题。他说，在东亚社会，即使在中国台湾、日本这样土地私有化的地方，也没有大银行直接对接小农户，都是靠农协内部金融服务小农。要汲取菲律宾土地私有化后失业农民在城市起义的教训。

    这在急速前行的城镇化列车前喊“慢”，呼吁中国社会有慢下来的自信的人显得有些“异类”。李昌平并不忌讳自己“左”、“右”不逢源，他在微博上说：“左翼恨我没有全面肯定人民公社，右翼骂我坚持集体所有制;左翼恨我鼓吹市场，右翼骂我反对私有化。其实，对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继续!”他玩笑中不乏认真地说，“我现在离党组织越来越远，却常常翻翻党章，发现自己离党章越来越近，越来越像一个优秀党员。”

    作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院长，冯骥才则在3月开学第一天对研究生提出四条要求：“责任、视野、田野、学术能力”。他说了一句很久没有听到的话：“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脊梁”，在保护村落文化上，他时常感到弱势的痛苦，觉得自己像武训，像与巨大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谈及为了办民间文化基金是通过卖画筹到的200万元资金，他说：“我就是要表达出一种情怀。让大家知道知识界是怎么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在保护传统村落的道路上，他将继续在决策者、社会公众和知识分子内部尤其是教育界这三个领域寻找更多的知音。

    刘杰说自己不能闭着眼睛来进行类型化创作，而是靠心灵创作。把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想不明白的用电影表达出来，一定程度上记录了社会，起码让人们知道还有一群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更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思考。“中国是一个飞奔的列车，我就经常会喊：‘哎，落下人了’，所以他们都不太喜欢我。”他略带自嘲和戏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