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正是两会召开之际，代表委员们关于诸多社会问题的议论势必充斥各大媒体的版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二线城市空气质量的急剧恶化，且空气问题本身又不分贵贱，事关全体国民，所以，对于赴京开会的代表委员们，向媒体谈论空气质量问题，可谓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因此，包括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近年来对生态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并深入调研。今年两会上，多个民主党派都将通过提案形式共策“治霾经”，为打一场“呼吸保卫战”出谋划策。由此也足见空气污染治理在本届两会上的受重视程度。

    空气问题被拔得如此之高，当然与各代表委员多数生活在城市，多数都遭遇了呼吸不畅有关。但除却此点，目前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也的确处于极度糟糕的状态，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近几年城市“蓝天”日子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更可以从伴随雾霾天气增加而带来的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猛增的情况上窥见一二。因此，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在这些年已经迅速被公众所意识到，主管的官员也经历了从最初含糊不清的否认，到现在明确表示要下大力气整治的态度转变。

    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是问题本身得到确认，这一步骤已经在过去的几年艰难地得以实现。紧接着，雾霾空气的呼吸者开始将目光置于原因层面的分析。不久前，两大垄断油企被推上风口浪尖，其原因就在于公众普遍认为，城市空气质量骤降的罪魁祸首是两大油企所炼制的等级低劣的汽油。历来，占据垄断之位的油企就不得人心，而如今又被认定是城市空气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舆论对于两大油企的抨击不可谓不凶猛。怎奈油企将话锋一转，指出油品低下的原因在于国标太低，而提升国标需要消费者付出更大的成本，一时间，问题的实质又被抛给了消费者。

    垄断油企的逻辑当然极尽荒谬，其辩词不过是对自我责任的又一次推卸和对自我利益的又一次扩张。然而，纵使两家垄断国企再如何巧舌如簧，但依旧要承认的是，它并非环境治理的直接责任人，也并非环境政策的推行者，更不是环境法律的制定方。因此，如今将问题回归提升空气质量这一点，根本的落脚点还是应该在行政系统上。

    在具体的治理途径上，目前已不乏各类建议，诸如提升油品、控制大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设立大气污染治理专项基金，以及加快出台环境税，增加法律治理的手段等等。但一项政策的推行需要经历制定、执行、评估、回馈、制定这样一个循环，一次或者几次的运动式治理是无法取得良好成效的。这一点，北京奥运之后空气质量每况愈下就有着鲜明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权力架构中，必须有地方或者部门的一把手能够充分重视空气问题的治理，才有可能真正加大该方面的投入，着手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形成真正的政策驱动力。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地方官员对于环保的热情远不如推动经济增长。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来自中国、新加坡和加拿大的5位教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一个市政府在环保领域的开支实际上会对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升迁带来负面作用。他们发现，一个地方的环保投资占当地GDP的比例每升高0.36%，当地书记的升迁机会便会下降8.5%。

    尽管“唯GDP主义”的思维在最近几年的中国日渐遭遇了孤立，党的十八大也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但在针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上，经济上的表现如何依旧深刻决定着官员仕途上的升迁与否。故而，在空气污染问题的治理上，我们有理由怀疑：假如目前的官员考核体系维持不变，那么上级初衷良好的政策将会在执行阶段遭遇冷遇，依赖庞大投资的绿色事业也将遭遇资金瓶颈。如此，纵使代表委员们热心于环境问题的探讨，但最终的结果将难以令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