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将在位于上海最东南、距离市中心约八十公里的临港地区“建立特别机制和实施特殊政策”，三十条实施细则同时公布。依据有关政策，未来五年， 临港新城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力争达到1800亿元，最终目标是将该地区打造成高端制造要素高度积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高效联动的“智造城”。

    上述政策的推行，预示着临港新城的发展将进入快车道，这也不失为上海城市建设多中心布局的一次大胆探索。此类探索由来已久，2001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便明确了上海布局多极化的方向，其后，徐家汇[8.45 -2.65% 资金 研报]、花木、五角场、真如四大城市副中心迅速崛起。而临港新城发展模式，与徐家汇等传统的城市副中心相比，具有更浓厚的卫星城色彩，即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新区，空间调整、人口分散和产业转移的意向鲜明。

    其实，无论是打造副中心还是建设卫星城，在城市化进程中都具有双重意义。它既表明了城市化进程提速，大城市与特大城市不断涌现，甚而过度膨胀；也是人们为缓解人口密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等“大城市病”所采取的应急举措。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但文明的发展又会给人类造成许多困惑。这条悖论历来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立论基础。如果将副中心、卫星城等视作克服“大城市病”的某剂药方，那么比之以往“单中心”的区位模式，它无疑更有效也更可取。“单中心”又称“同心圆模式”，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朗索提出。在这个模式中，城市是一个围绕中央商务区的巨大圆形，人们在中央商务区工作，在城市外围生活。放射状的空间布局使得人们早晨往中间赶，夜晚往边缘走，交通拥堵，热岛效应随之产生。

    研究全球城市化进程可知，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更晚，“单中心模式”依然是各国城市发展的主导理论。因为在城市人口向1000万级突进的过程中，解决城乡隔离问题总是被优先考虑，人们对聚集的冲动易使他们忽略由此带来的麻烦。或许，这可算作人类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得不走的弯路。

    而当这条弯路绵延到行人止步的窘境，寻求转身就成必然。当2000万级成为人们衡量世界特大城市的标准时，“聚集之后的分散”便是无奈的选择，多中心城市布局理论应运而生。在大的城市空间范畴内，形成几个等级相同的人口聚集点，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形成区位上的互补，消解热岛效应。

    多中心城市布局，往往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是与第三产业逐步替代第二产业的历史进程相匹配的城市空间形态。由于城市功能的拆解与分散，它能较好地解决人们就近工作的问题，原来的“大城市病”也因之治愈。譬如，在实践多中心城市布局的理念后，东京的交通问题、伦敦的环境问题、纽约的治安问题和墨西哥城的阶层对立问题，都有所改善。相信，随着临港新城等一批卫星城的崛起，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潜能也将得以释放。

    当然，城市发展决不仅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更不仅是住宅区的组合。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理论指出，城市包含着人类的本质特征。根本而言，城市是人类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如果城市在视觉上所展示的只是雄阔的外观、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显然是不够人性的，它代表着一种权力凛然俯视的造城心态。

    必须指出的是，受传统文化影响，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城市在其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同心圆模式”仍处于支配地位。事实上，这种只有集聚没有分散的发展路径，非但没有体现出人口与资源集中的优势，反而使大城市病状不断加重。如首都北京的城市布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沿袭着环状扩张的摊大饼模式。如今城市外围交通已拓至六环，传说中的七环甚至抵至城市所辖各县。然而就实际效果而言，北京的交通问题仍未得到改善，“首堵”仍是北京的哥自我调侃的焦点话题。与此同时，北京的环境、房价、教育等民生难题也不时困扰着城市管理者。

    文化学者在探讨北京与上海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别是首选视角。一般来说，政治中心在空间布局中倾向于“单一中心、单一功能”的集聚模式，而经济中心则愈来愈倾向于各种城市功能与社会要素的分工与互补。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城市，它最终要解决的是人们的生活问题，这里左右人们最直接的是生存体验。城市之大，体现于它的外观；但城市的伟大，却由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个人的感受决定。城市需要发展，但如何发展、怎么布局，更费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