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格莱泽教授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格莱泽教授建议,中国面对那么庞大的农村人口,需要建造高密度的大城市,而不是学美国的城市郊区化模式。他甚至认为,世界的未来取决。
爱德华·格莱泽
《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英国Penguin 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
《城市的胜利》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迪学院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一本城市经济学著作,他出生于纽约曼哈顿,长期致力于城市经济研究。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对全世界各个洲城市形态进行调查研究后,在这本书里得出一个结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他认为,城市让人类变得亲密,让观察与学习、沟通与合作变得轻而易举,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撞击、文化交流与科技创新;城市鼓励创业,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使得社会的机动性和经济的灵活性得以发挥;城市中密集的高层建筑、发达的公共交通、缩短的空间距离大幅度降低了人均碳排量,实现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伟大目标;城市清洁的水源、良好的排污与完善的医疗系统等维护了人们的健康与安全,提高了人类整体的生活质量。《城市的胜利》中文版也已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日前,格莱泽教授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格莱泽教授建议,中国面对那么庞大的农村人口,需要建造高密度的大城市,而不是学美国的城市郊区化模式。他甚至认为,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和印度在未来的城市化成败。
城市让人类更聪明
东方早报:你在《城市的胜利》中有一个观点颠覆了我们的直觉,你说城市生活比郊区生活更加“绿色环保”。你认为普通人会接受你的观点吗?
格莱泽:在城市里生活比在绿色乡村更环保,更有效率,我的这个观点已经被许多环境学家所接受,但当然很难被每个人所接受。生活在树木环抱的自然环境里当然很舒适,但我的观点仅仅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的。人类生活在郊区,生活在绿色包围的舒适环境中,那就意味着大量能源的消耗,因为你要使用更多交通工具,也意味着你会住大房子,这种居住方式事实上是在破坏环境。常识是,如果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密度居住的城市里,留出更多自然环境,这就是环保。
东方早报:所以你认为,城市才是人类未来的最重要生活场所,城市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
格莱泽:聚集生活有益于人类的发展,包括经济,何况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协同工作。越复杂的工作就越需要人类的合作,这就更加凸显了城市的重要性。很多人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不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和合作工作,城市将只扮演社交的作用。我相信,事实恰恰相反。技术使得世界更加复杂,那就更需要人类思想、观点和创意的碰撞。人类是个社交的物种,大家只有聚集在一起才能更聪明。城市让人类更聪明。城市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东方早报:对于一座城市,在它的发展中最重要的元因素是什么?
格莱泽:教育。人力资源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最重要的,他们决定这个地方的经济势力和政府质量。投资于公共交通和建造大楼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通人其实是很难触及到这些东西。只有教育能让每个穷人享受到。
高密度城市更能取得成功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建议中国不要学美国的城市化,为什么?
格莱泽:美国的郊区只是显示了自私的选择是怎样的,那里生活很好,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和城市运作方式是愚蠢的。郊区生活带来的污染、壅塞交通等带来的浪费是难以计算的。
而且,如果中国效仿美国的发展方式,能源需求将成倍增加,因为大量使用汽车和大面积居住能源消耗。这将加剧世界能源紧张,推高能源价格——往上建比往四周建要好。
东方早报:在你的书中,底特律是失败城市的典型,但在几十年前,底特律在美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现在的硅谷。中国的城市化可以从底特律的失败中学到什么?
格莱泽:底特律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一个城市的发展依赖于单一产业,依赖于少数几个大公司是非常危险的。成功的城市都有些共有的因素:聪明的人、小公司和与世界紧密相连。这样的城市,我这里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上海就是其中一个。
今天,中国的城市向世界展现的面貌是,它们聚合了大量的制造业公司,雇佣了上千万的工人。但这种局面是不会持久的,不是因为产业会衰落,而是中国将会变成拥有更多财富,人民收入更高的国家。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低附加值产业的工作岗位就会转移,这种事情在中国已经发生。从长远看,中国的城市,它们的经济也会追逐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就跟西方很多地方一样,制造业并非天然城市的唯一选择。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制造业城市很可能会面临同底特律一样的困境。
东方早报:哪些是城市转型的成功案例?中国的城市化又能从这些成功案例中学到什么?
格莱泽:传统工业城市成功转型的案例很多,比如波士顿、纽约、西雅图、米兰等等。现在美国最大的那些城市,在当年都是工业城市,在欧洲同样如此。是人力因素——正式或非正式的技能——决定了城市如何转型。所以是否有成功的教育是城市能否转型、重塑自己的先决条件。
西雅图曾经就是“波音”的城市,就像底特律被“通用”统治一样。当波音公司不再那么辉煌的时候,西雅图并未因此衰落,因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能重新创造新经济体。我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源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是企业家。衡量一个地区企业家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在当地是否有足够多的小公司,小公司的数量和质量也决定了城市能否重生。如果按照这两个指标,上海在未来能继续表现的很好。
欧洲的城市给中国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榜样,高品质的生活,公园,美丽的建筑,比如巴黎、伦敦和爱丁堡。美国那些美丽的郊区城市提供的是噩梦。纽约和芝加哥的案例显示了,一座高密度城市——无论是人口还是建筑——它们能在经济上和宜居上取得成功。
城中村对城市很重要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明星城市迪拜?在中国有不少以“迪拜”为榜样的城市。
格莱泽:我不认为迪拜是一个好的模式,因为城市的高度需求来自于城市的需求,超出城市人口实际需求的城市高度,一味追求纪念碑式的地标性建筑,这是很糟糕的。摩天大楼是不错,但应该能让市民步行从街边穿过去走到它那里,而不像迪拜的高楼那样。
东方早报:许多研究城市化的学者都喜欢研究印度、巴西的贫民窟,中国的城中村,你也不例外。在你看来,这些混乱的尝试是否是每个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格莱泽:我坚信贫民窟或者城中村对一座城市,对整个国家经济都非常重要,因为那里是贫困农村人口在城市脱贫的渠道。城市应该给他们以希望和机会成功。当一个国家还存在大量贫困的时候,农村贫民就可能蜂涌至城市,这就是贫民窟形成的原因。但这不是坏事情,这样比让他们待在原地无法享受城市化的益处要好很多。但在这个过程中依然需要城市和政府良好的管理,其中公共医疗卫生是城市最急切提供的服务。
长远看,提供普遍的教育是消除不平等的最重要武器,最重要的就是确保那些成长在贫民窟的儿童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否则,就是对年轻人才最可怕的浪费。
东方早报:在你的书中提到了西方城市中的移民问题,你倾向于城市的胜利离不开移民。对中国来说,可能就是所谓流动人口。西方处理移民问题的经验对中国有哪些借鉴?
格莱泽:中国的户口制度是管理大规模流动人口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但是政府至少应该确保每个中国孩子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不想对中国的户口制度指手画脚,但只想说,只有给每个城市里的小孩,给予他们良好的,平等的教育,这才能给这些有各种才能的孩子一个机会,在未来获得成功。
东方早报:在中国,如今有一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城市中,在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来到城市。在这样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你对中国有何警告或建议?
格莱泽:我对中国的城市化印象非常深刻,我还记得我在上海南京路逛街时获得的愉悦,那里是一个浓缩的世界。但在中国别的地方,那么多高楼似乎只有纪念碑式地标作用,而不是人们和公司真的需要他们。城市要专注于生活质量,专注于教育,专注于才干。别把城市与那些建筑联系在一起,真正的城市是人的城市,围绕着人去建造他们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