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涉及问题多多，比如接受采访时辜胜阻称，在民建中央的提案中便“总结了涉及到的十大改革”。而具体到“通过城镇化可以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多方面地推动改革”的问题，户籍改革无疑是重要改革之一。

　　然而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建设已经拉开帷幕的现在，诸如“城乡户籍有60多种不平等福利”，到底会成为户籍改革的动力，还是会成为阻力？对民众而言，这样的现实无疑是推动相关改革的动力：要想在未来十年实现几亿农民的市民化，尽早消弭这种捆绑在二元户籍上的福利差，是众所期盼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有一天这种福利差仍存在，农民就不会真正认为自己变身为市民——不管他是否住上了楼房、开上了轿车、实现了城市就业。而与此同时，相信很多人仍不会忘记不久前“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的事实——这样的担心弥合福利差异会严重增加地方公共财政投入而心怀排斥，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自动消失。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尽管各方都在提及“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最大的引擎”(比如《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称“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城镇化是继人口的数量红利以后的最大的发展红利等，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新一轮城镇化必须实现和多方面推动改革的同步跟进，以实现科学合理布局城镇体系、科学合理布局社会机构体系的终极目的。比如“60多种不平等福利”的消除速度，就应该避繁就简地成为城镇化推进速度的评判标准之一。

　　李克强副总理曾多次强调，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不能人为“造城”。2013年全国两会开幕在即，新一轮城镇化建设，势必会成为两会重要议题。新一轮城镇化改革，要想力避“过度化”“房地产化”“大城市病”等问题，能否在制度设计层面，将诸如城乡户籍“60多种不平等福利”化为各级政府积极行动的动力而非阻力，无疑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