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记者到豫东调研，有位大嫂说话风风火火；“叫俺进城也好，叫俺上楼也好，解决不了饭碗，解决不了生活，怕是不中！在家种地，到城里吃饭，那咋吃得起嘛！”一语道出了解决城镇化的大问题。进城容易就业难。尤其在县域城镇，能否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是农民市民化的关键一步。（据《人民日报》李智勇报道）
 
    城镇化的关键一步是什么？是怎样解决农民们的吃饭问题。自古都是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至关重要。而怎样解决吃饭问题？二种要素的存在是我们面临的客观事情。一是如何让农民从根本上解决吃饭问题，二是让农民在解决好吃饭问题的同时如何发家致富。现在，有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上出现偏颇，那就是在家种地，到城里吃饭，从而增加了农民们的生活成本，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城镇化的关键一步是什么？是谁来种田的问题，是农民转化成市民要从事什么产业来养家糊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改革的核心，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种条件创造不了，城镇化最终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导致大面积的农民陷入在更深的贫困状况中，社会也将形成更加不平衡的贫富悬殊现象。这种结果是对执政的严峻考验。
 
    城镇化应该是发展的趋势，不管是从马列基本原理上讲，还是从全球形势的状况上分析，城镇化应该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所占比例很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大面积的农民转移成产业工人，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社会工程，且不说城市本身还在背着下岗工人再就业这个历史包袱，这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是，城市每年还在产生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寻求就业机会，角逐就业岗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从统计概率这个角度上讲，人口的比重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比例始终呈现一定的比率，城市也不例外。
 
    把农村全部变成城市的样子，或赋予相当比例的城市功能，这是可行之路。如果从根本意义上取消农村，将农民全部转移成产业工人，这虽是一条可探索的渠道，但充满市场风险。

    市场经济从经济原理上讲，是一种竞争方法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城镇化，有些因素还是要从制度层面上思考的，即把农民都转移成产业工人，一方面企业的用工制度和用工条件能否全部接收农民实现就业是一个疑问？另一方面企业在市场上的风险能力能否保障农民就业的持续性，如果企业大面积暴发经营危机，农民们向后退的路在哪里？是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探索，就充满风险。我们搞转型跨越，就应该从转型跨越的层面思考问题，面对风险，我们才能运筹帷幄，不能让经济风险成为我们改革的陷阱。
 
    城镇化是什么概念？教科书对各国的论证各有表述，我国的城镇化就要结合国情搞，就要贴近实际搞，更要从尊重人的角度上搞，对于已简单的大拆大建搞出的所谓城镇化，城建中过程中形成的高负债率且充满风险不说，用所谓的高楼大厦等工程搞出的城镇化，能转移多少农民实现就业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所谓城镇化，最大的特点在于转移农村劳动力。但这么个转移法，需要我们从制度上深度思考，并从方法上完善制度，形成更加合理的格局，如给每个农民交纳完整的养老、医保等社会保险，使之享受市民待遇，用制度保障解决农民们的后顾之忧。但这样做是否又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问题呢？更主要的是这笔开支从什么地方解决呢？同时这样做让农民这个群体是否会成为一种高福利的群体呢？这样做又是否会导致城市和农村形成新的贫富悬殊的差距呢？系列问题的形成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下功夫调研，问计于民，问计于市场，把改革从顶层上设计好，用以科学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这应该是我们的宗旨，也是我们的执政原理。
 
    保障人民利益，让人民分享改革红利是党中央的一贯主张。可一切问题有其本身的前提，这个前提是我们如何进行科学发展的顶层设计，让改革成为我们复兴中华民族伟大梦想之源，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我们的改革始终定位于基层，禀承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方针，改革开放也形成科学发展的格局。现在，我们将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上进行顶层设计，这一历史性开题是我们千古未曾进行过的探索，我们应该如履薄冰，谨慎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