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稳定血糖，中国著名人权律师浦志强已住院三天。但他毫不松懈，在病床上，浦志强继续为废除劳教制度而战。中国的劳教所，类似前苏联的内务部劳改局“古拉格”(gulag)。所谓劳教，是指“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

    浦志强说：“劳动教养制度的名声很臭，这个制度显示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我们必须重建法治。”

    在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面临的种种有关政治改革的呼声中，改革劳教制度的呼声最高。

    最近一些迹象显示，浦志强等劳教制度批评者有可能最终取得胜利。中共上月表示，今年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当局近几个月来已减少劳教手段的运用。

    近期退休的司法部法治研究室原主任王公义说：“高层对废除这种制度存在共识。现在压力太大了，希望保留劳教制度的只有公安机关。”

    近年来，要求改革司法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前任总书记胡锦涛为维稳而赋予国内安全部门更大权力后尤其如此。

    异见者刘晓波在2009年被重判11年监禁（一年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以及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艾未未在未受起诉情况下被拘留近3个月，这两件事就凸显出了劳教改革的迫切性。

    但劳教制度是中国法律制度有名无实的最明显的标志。它允许公安机关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对嫌疑人实施最多4年的拘留。这一制度在上世纪50年代设立时是为了打压政敌，但如今已成为安全部门处理不听话者的手段。

    2009年政府数据显示，全国劳教人员数量为16万。但王公义表示，从几个月前开始，除少数被指控有一定暴力行为的犯人以外，公安机关已不再将犯人送去劳教所。

    王公义补充说：“截至去年年底，劳教人员数量已降至5万左右，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这一数字到今年年底将降为2万。”

    这些数字与其他人的说法相吻合。在东北马三家劳教所呆了两年、去年年底被释放的刘华（音译）表示，该劳教所自去年9月26日起就没有进新人了。另一名与一个女劳教人员团体保持接触的活动人士表示，她在中国各地的劳教所都发现了同样的情况。

    从辩护律师到法官，中国司法界普遍认为，劳教制度是违宪的。据曾参加劳教者描述，劳教所环境很差，劳教人员被强制从事过量劳动，忍受没完没了的折磨和羞辱。

    一名曾在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劳教的前劳教人员说：“要是说话，就会被罚蹲着工作。”

    据劳教人员描述，劳教所的工作人员还常常用电棍击打劳教人员，用缝纫机（用来缝制准军事人员的制服）的针扎他们，让他们单独呆在小黑屋里关禁闭。

    自去年5月以来，浦志强已帮助重庆的21名劳教人员获得释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田宏鸳。2010年，田宏鸳在一个网络业主群上向其他业主提议，将他们与开发商的纠纷告诉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公安机关于是将田宏鸳抓送劳教所。这个案子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王公义说：“劳教制度已变成地方官员整人的工具。”

    中共在1955年出台了劳教制度，目的是控制“反革命分子”——被中共视为威胁而又没有可起诉罪行的人。该制度实施后，劳教对象的范围迅速扩大为所有当局不喜欢的人。

    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劳教的对象变成以轻微犯罪者为主，包括吸毒者和妓女。但随着收入差距拉大、腐败和权力滥用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现状不满，劳教所也容纳了越来越多被中共视为威胁其统治的人。

    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一些前劳教人员表示，如今劳教所里最多的是上访者——向上级政府诉说本地政府未能解决的冤情的人。另外，“法轮功”信徒占劳教人员的四分之一至一半。

    这些数字令人们质疑，中国劳教改革能走多远？

    王公义说：“一个问题是，这些劳教人员将何去何从？如果这些麻烦制造者涌上街头，公安机关又将面临维稳的压力。他们会想新的办法。”

    就目前而言，专家们表示，劳教所正逐渐被改造为戒毒中心。据预计，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出台一份关于废除劳教所相关法规的意见。届时，改革劳教制度的工作才将真正开始。

    王公义说：“在那之后，我们将需要大规模修改刑法。”

    中国能否以此为契机、推行法治，现在还不得而知。浦志强说：“这是唯一的办法。”

    他说：“10年前的老问题如今仍未得到解决。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如今已走入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