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籍农民工高辉生和妻子在广东辛苦打工了一年，年终兜里却只剩下几百元的路费。“在老家过完春节，我俩上年的积蓄就只够坐火车了。”
 
    高辉生今年４５岁，和妻子高先凤在广东省中山市的一家打印机公司负责跟车运货。两人风里来雨里去，一年的工资大约３万元。

    夫妇俩一年的房租和日常开销将近９０００元，两个孩子在老家上学的各种支出达１５０００元，再加上供养七十岁高龄的母亲和全家人的医疗费用，全年的收入捉襟见肘。

    “在广东打工七年，虽然收入逐渐提高，但支出也不断增加。我们经常是赚一年，花一年，有时甚至入不敷出。”憨厚的高辉生说到这不禁皱起了眉头。

    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很多人也因为在大城市里的医疗、租房、教育等开销较大，收支状况并不理想。

    一项针对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３６２名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镇打工每人每年平均收入１．７万元左右，总支出约为１．４万元，平均仅存钱２３３８元。

    根据这项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于去年９月进行的调查，房租占农民工生活消费支出的２０．０６％，子女教育费用约占生活消费支出的３２．１％。

    在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近年来相当部分农民工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生活开支太大，而留在本省大城市打工。然而一些家庭因子女教育、看病费用负担较重，收入结余仍然不大。

    朱艳秋在合肥做家政，每月收入近八百元。丈夫为一家银行做保安，一个月工资１２００元。他们的儿子上初中，老父亲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这两项每月就要花去１０００元左右。剩下的收入用于房租、水电、伙食费和人际交往，基本月月用光。

    中国城乡户籍“二元制”造成的巨大障碍长久以来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能充分享受城镇居民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农民工劳动辛苦，工资却很低，很多人还患有各种职业病。

    为了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中国许多地方要求雇工单位为农民工交纳工伤保险。安徽、江苏、重庆等诸多省市还积极探索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范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达４３３５万人，参加工伤保险农民工达５５８０万人。

    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提法纳入中央正式文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现实困境有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安徽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最近在一些地区蔓延的“用工荒”根本原因是劳资矛盾和工资过低造成的。“不是农民工不愿干，而是他们更看重工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多种因素了。”

    王开玉认为，放开农民进城落户限制，逐步实现进城农民有稳定居所、稳定就业岗位、稳定社会保障，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