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犯罪高发怎么办？如何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长期的威慑力？列席省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昨日贡献了一个建议：引进新加坡的“鞭刑”。他表示，还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这一呼吁。（1月30日《南方都市报》）

    陈代表的提议听起来的确有些雷人，“听罢此言，全场爆笑”。同时，众多网友也达成了几乎“一边倒”的反对之势，其中还有不少的讥讽。然而，笔者看来，我们不能仅仅把这当成一个笑话。比之某些只愿意在“两会”中沉默寡言充当“小学生”的代表而言，陈代表的提议虽有争议，但也是在履行代表的建言职责，即使确有不妥，也有积极一面。

    在法律制度并不那么健全，法律至上观念并不那么深入人心的当下，任何一个能够引起人们对法治如何构建之思考的话题都是有意义的，不仅能让法治理念越辩越明，也能促动公众为之而思考，增加公众对法治的参与感。

    笔者赞赏陈代表提议的行为和勇气，但并不赞同其内容和论证方式。陈代表以新加坡法治的成功来证明鞭刑的可行性，我认为鞭刑打不出法治社会。

    一方面，法律制度的移植或改变必须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否则就将南橘北枳。而最基本的实际情况就是当地大众的接受程度。新加坡的刑法制度源自英国和英属印度的刑法，自确认鞭刑这种以“肉体”折磨为主要方式的刑罚后，中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阻断或取缔。在特定条件下使用鞭刑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法律习惯，至少在大多数新加坡国人心里，这并无不妥。

    而我国从1910年5月，清末颁布《大清新刑律》，肉刑就被废除，自此再也没有恢复。百余年来，肉刑是野蛮反文明的刑罚之观念渐入人心，我国也签署过一系列禁止酷刑和一切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行为的国际公约。这种人心向背很难再因为突然地增设鞭刑而发生改变。也许这也是“全场爆笑”的原因吧。

    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国，肉刑的实施较之新加坡的鞭刑可谓过之颇甚，既有“墨劓刖宫大辟”等“主流”奴隶制五刑，更有“炮烙、醢脯、凌迟、车裂”等更为残忍的“非主流”肉刑。可是，这些并没有推动法治社会的建立，也没有达到陈代表的“减少犯罪率”的效果。原因在于在“刑不上大夫”，“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等法律人人不平等观念下，法治只能是天方夜谭。

    放之新加坡也是同样的道理。新加坡之所以能建成“法治强国”，并不在于其实施了鞭刑，而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以及执法必严的法律实践。如在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发出公开呼吁，希望新加坡政府能宽大处理一名在新加坡涂鸦的美国青年，然而，政府不顾克林顿的恳求，断然对这名被控犯有“肆意破坏公共财物罪”的美国青年施以鞭刑。这就是新加坡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与其“临渊慕鱼”羡慕新加坡的鞭刑制度，倒不如 “退而结网”，编织一个疏而不漏的“法网”，不再有漏网之鱼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