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村：一条陶瓷村

    十年前，从石南大桥上空掠过，会发现以东平水道为界，石湾街道和南庄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观。

    在水道东岸的石湾，高楼林立，城市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城市格局初步显现。而在水道西岸，原本清晰的视线变得模糊，浓烟正从11根高达50米的砖砌烟囱中不间断地喷涌而出。这里是上元村，南庄最早从事陶瓷生产的村组之一，由于地处石南交界，上元村还承担了作为南庄门面的职能。

    十年后，再回上元村，一根根作为陶瓷大繁荣时代标志性建筑的烟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黄白相间的现代化住宅楼。上元村，这个原本笼罩着灰尘的门面，正在城市化的轰鸣声中染上一抹亮丽的色彩。

    过去十年是禅城城市化提速的十年。反映在农村，每一天，低矮的厂房越来越少，恢弘气派的高楼越来越多；每一时，空气越来越清新，环境越来越好；每一分，村民的笑容越来越灿烂，钱包越来越鼓；每一秒，现代化气息不断扩散，填补了一片又一片城市空白。

    从农业到工业，上元村痛并快乐着

    “那时候两天不擦桌子，就能够在上面写字，靠近工厂的房屋一年不敢开一次窗。”在汇银上元售楼部，村民阿礼向记者讲述了过去陶瓷生产给村民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虽然11根大烟囱已经在2010年全部拆除，但那段历史依然给村民留下深刻记忆。

    上元村是南庄最早从事陶瓷生产的村组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上元村就尝试做农村烟囱专用的琉璃瓦，及至1982年正式建厂，开始生产马赛克。由于建厂时间要比南庄其他地方早，采用的生产工艺较为落后，上元村建起的那11根大烟囱便成为了南庄独一无二的标志。

    尽管生产工艺落后，但在那个工业积累的初级阶段，任何顺势而为的尝试都能够轻易获得成功。这一步棋，上元村走对了。

    “产值最高的时候达到7亿元，村里1700多个劳动力有1400个在陶瓷厂里工作，加上外地员工，总员工数超过了5000人。”上元村负责人霍润昌向记者介绍，“上元牌”成为了广东省第一批著名商标，并成为国家免检产品，在南庄陶瓷界远近闻名。上元村也凭借着起步早的优势，经济实力一度进入到南庄18个村组的前三名。

    陶瓷在给上元村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透支着这里的环境资源。“由于陶瓷厂和村里的居民区很近，那时候工厂一开工就很难在户外看到人影。”霍润昌介绍，从陶瓷厂排放出来的粉尘顺着北风扩散到整条村子，村民在户外待上一段时间就变得灰头土脸。

    除了限制村民的活动，严重的空气污染还阻隔了南庄和禅城老城区之间的交往，阻碍了城市化进程。“那时候石湾的人很少过来南庄消费，都是我们过去消遣比较多。”阿礼介绍。

    现在看来，环境污染给上元村带来了诸多危害，似乎早该淘汰了。但在那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年代，这样的要求对于养活村里七成以上劳动力的陶瓷厂而言未免太苛刻。“人就是这样，在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你不能奢求他为了保护环境放弃生计。环境保护只有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才有意义。”阿礼的话道出了很多村民的心声。

    就这样，陶瓷产业“痛并快乐”地存在着，上元村民在忍受环境污染的同时也获得了不菲的收入，“最高峰的时候人均收入5-6万元一年。”霍润昌介绍，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笔非常可观的金额。如果能够一直维持下去，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但事情的发展并未如人意。

    竞争倒逼转型，迎来短命的“租金”经济。转折发生在本世纪初，导火线是市场竞争。上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破局之初喝上了“头啖汤”，让上元村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企业自身的弱点也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

    随着陶瓷行业的发展与成熟，国企、集体企业、私企之间的竞争逐渐白热化，不同所有制孰优孰劣在残酷的竞争中得到了检验。“首先是国企不行了，纷纷转制；然后是集体所有制的陶瓷企业也在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最终也不得不进行转制。”霍润昌讲述了当时激烈的竞争情况，集体所有制的弊端在于村民更加注重短期效益，对企业的长远发展缺乏考虑，无论在管理、技术还是经营的灵活性上远不如私人企业。

    踏入世纪之初，伴随着私营企业的日益壮大，上元村的陶瓷厂开始走下坡路，利润逐年递减，债台高筑，最终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品牌遭到了市场无情的淘汰，不得不走上转制的道路。

    “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大，我们成为了南庄最后一家转制的企业。”霍润昌回忆，对于上元村的村民来说，转制就意味着失业，因为很多村民从建厂开始就在厂里工作，并没有其他工作经验，转制让他们的前途变得不可预测。

    “每个人都很徬徨，虽然知道工厂再办下去也支撑不了多久，但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阿礼也是失业大军的一员，他在厂里负责质检和维修工作。

    为了缓解转制对村里的冲击，上元村委使尽了浑身解数，通过村里的治安、清洁服务等后勤工作来吸收就业，并积极地与其他企业进行联系，推荐符合条件的村民外出就业，同时也力促转制后的企业尽可能地聘用原来的村民，最终有300多人成功地留下来。

    “2003年底到2004年初，我们进行了转制，把原来的厂房和设备租给了私人承包，租期五年，每年的租金约600万元。”就这样，在转制后的第一年，村民每人分得2000元。

     为了提高村集体的收入，2006年，上元村又把村南面的一大片土地租给了私人企业建仓库，每年增加了数百万元的租金收入，村民的分红也在2007、2008年提高到3000多元。就这样，经过转制的短暂疼痛后，上元村实现了从原来依靠陶瓷厂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向依靠出租土地和厂房的租金收入过渡。“虽然收入不如从前，但村民们总算适应了这种转变。”上元村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

   但城市化的步伐并没让这种平静持续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