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瑞银证券的最新居民调查数据，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23979元，农村人均收入为9833元，约占城镇居民收入的4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15161元，农村人均5211元，约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34%；同时，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消费中食品饮料和居住等基础消费占人均消费比重更加偏高，而家用设备、教育文化娱乐等高级消费占比则更加偏低。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足城镇居民的1/3。图片来自瑞银证券 [保存到相册]

相比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基础消费占比更高。图片来自瑞银证券 [保存到相册]

　　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0%，但因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9倍，因而贡献了全部居民消费支出的75%左右。若城镇化水平再进一步，即更多的农村居民变为“城里人”，他们的消费支出将大幅增加，中国总体居民消费将因此加快增长，中国的内需亦将得到极大的提振。

    中国农村或许已没有多少待转移劳动力

　　但是，中国城镇化的潜力或许并没有市场和政府高层预计的那么大，中国农村或许也并没有市场和政府高层预计的那么多的待转移劳动力。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称，中国农村老年劳动人口也已经向城镇转移，中国农民平均年龄快速上升，已经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人口的年龄日益靠近。他认为，目前中国或许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未来农村可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大约只有4000-6000万，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到2020年前后就大致结束了。

　　尽管如此，中国城镇化仍有巨大潜力可挖。

　　中国城镇化的下一步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农村人口进一步的向城镇转移，另一方面则是已经转移至城镇的农村人口的进一步城市化——农民工市民身份的完全确认和大城市的进一步扩大。而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做到以私有化、可自由贸易为主的农村土地改革。

    中国土地制度是城镇化的最大障碍 

　　美银美林经济学家陆挺认为，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制度是城镇化的最大障碍，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即是农村土地改革。陆挺写道，加速推进城市化，既可以提振消费需求，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于中国新领导人来说，没有比城镇化更好的方式来“稳增长促和谐”了。

　　土地改革对于增加土地供应、降低房价，具有重要作用。陆挺写道：

　　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以私有化、可自由贸易为主的农村土地改革；这一改革即可用增加城镇住房土地供应、降低房价，同时又使农村居民即拥有了可兑现的资本，为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资金基础和坚实动力。

　　土地改革对于降低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同样具有突出的作用。陆挺写道：

    推进土地改革 中国城镇化仍有极大空间

　　实现农村土地改革，还可以为中国特大城市继续扩张、发展更多大中型城市奠定基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称，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北上广人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此外，海通证券的研究亦表明，中国目前人口的分布还很不合理，人口集聚度还不高。如大城市人口（100 万以上人口为大城市）占中国所有城市人口的比重为47%，远低于全球72%的平均水平。

北上广人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图片来自海通证券 [保存到相册]

　　同时，相比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中国北上广等大城市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也相对偏低。

　　周其仁教授援引调查数据称，日本大东京地区仅占其国土面积的4%，却集中近40%的GDP；开罗占埃及国土的0.5%，GDP则超过全国一半；纽约780平方公里的土地创造了全美国10%的GDP，而中国的北上广津四城市的GDP相加也只有全国的一成多。

北上广等大城市GDP占全国GDP水平仍偏低。图片来自海通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