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大城市人口“超载”的问题越发突出，伴生出发展与管理的一系列难题。比如水、土地等资源的紧缺，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复杂的人口状况和社会结构，使得种种矛盾很容易被诱发。据悉，有的城市对此已不堪重负。(《经济参考报》1月27日)

一些大城市人口过多，多到超出其环境承载能力的程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这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对这一现象之所以发生，报道中特意强调了“流动人口过度集中”，而且就此采访了诸多专家，而专家们亦是给出了种种化解的办法，有的建议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引导，有的建议提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如水价，甚至有的还再度给出“给外来人口设门槛”的馊主意。

然而，只是就事论事，着眼于“流动人口过度集中”这一直接原因，是解决不了这一难题的。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超载”，并不是流动人口本身的过错。虽然那么多人都挤到大城市，从整体上是一种不尽合理的现象，但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却未尝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大城市有更多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即便这种机会因为竞争者太多反而显得稀缺。

在笔者看来，一些大城市所面临的人口难题，是对长期以来的一种发展思路的警示。让一部分城市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思路。以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而论，这一思路无疑是相当正确的。然而到现在，一部分城市的确先发展了起来，一部分人也先富起来了，人们所期待的“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却来得太慢。甚至，按照近年来特别流行的一种形容“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城市与乡村、包括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距，还越拉越大。如此状况下，人们对大城市趋之若鹜，当然毫不奇怪。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如果由于资源、传统、机会等方面不同，有的率先发展到了“欧洲”水平，有的还停留在“亚洲”水平，本来也属正常。但在目前的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三六九等，大多都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政策倾斜的结果。不同城市之间所能获得的财政支持、政策庇护等往往差别很大，甚至生活在不同城市中的居民，于升学、就业方面亦有着不同的权利等级。

“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套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的城市地位，是很恰当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实施这种发展思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市场和竞争理念已经引入这么多年以后，仍然存在这种现象，显然已经大谬不然。

调查显示，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中，只有不足7%的人愿意回到县城、城镇或农村工作(《中国青年报》1月26日)。这一数据，也正说明了大城市人口“超载”的必然性。如果持续下去，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这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