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获得新增长动力的关键，与其他国家城镇化发展路径不同的是，新型城镇化更是中国实现深层改革、破解二元结构失衡的突破口。

世界城镇化历史表明，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

从全球范围看，城镇化道路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英国的城镇化，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英国的城镇化用了200年时间；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的城镇化，其规模更大，用了100年时间；第三阶段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只用了40-5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然而中国所走过的城镇化之路与这些国家都不尽相同，集中表现在中国城镇化道路带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

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发展战略互为因果的三大重要支撑，然而这三大战略的地位并不平衡，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经济二元结构形成及发展的历史轨迹。建国之初，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化战略和赶超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向工业和城镇大规模转移，农业资源大量流向非农业部门，以实现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有限资源向工业化的配置和整合。这一现象造成了极不平衡的城乡与工农发展态势，其结果就表现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城市化速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并由此演变成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如果用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来度量二元经济结构程度的话，根据我们的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经历了一个由减弱到增强的过程。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先是由1978年的0.164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249.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又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明显增强，2006年二元对比系数为0.179。发达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0.52-0.86之间，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0.45之间。可见，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二元结构不仅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大症结所在，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具体表现在产业体系上，实行农村单一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的城乡二元产业政策，把农业产业链中的产供销、贸工农也分割开来，呈现出 “产业二元性”；在要素配置上，实行城乡差别性的二元政策，人为割裂城乡之间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现为“市场二元性”；在国民福利上，由于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导致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以及劳动就业的非均衡发展，表现为“福利二元性”，极大地制约了市场容量的扩大和增长潜力的释放。

经济二元结构发展失衡的低成本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中国需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

新型城镇化要求“工业反哺农业”，提升经济产业结构。恩格尔定律决定了从长期看纯农业收入大体上是一个常数，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农业收入所占份额会越来越小，集约经营或引进新技术也难以使农业总收入显著增加。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减缓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不可能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富裕起来，也不可能消除二元结构。因此，只有通过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用技术与产业扩散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和农业产业资本形成，用教育和技能培训来提升农村劳动力，才可能实现劳动力数量增加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转换，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新型城镇化要求“城市反哺农村”，建立真正的一体化市场体系。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打破分割的城乡二元市场体系，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目前农村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于城市，因而拥有更多具有较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城乡之间在信息、资本、人才密度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一旦打开闸门，就会形成“瀑布效应”。这样，城市生产力就能在农村地区创造新的生产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高级化，进而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使城市效应外溢，城市内部的富裕能力逐步向农村反哺。

新型城镇化也是最大限度扩大内需的根本所在。根据麦肯锡报告预计，随着城镇化进一步推进，2012年至2030年间中国家庭消费额会增长到原来的3倍，从户均3万元升至9.2万元，这个变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如果能够通过公共服务、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土地流转，以及以财税、金融、价格为主导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打破困扰中国城市与农村、城市人口与农民工之间的“二元福利”结构，中国强大的内需潜力将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