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过度撤并的消息再度被关注。日前，21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会上发布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11月18日《京华时报》)

    之所以说是“旧话重提”，是因为至少是在去年底，该话题就因接连发生的血色校车悲剧而被舆论所重点提及。早在2001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但十年过去，不规范的过度学校撤并现实，不仅造成了农村学生上下学难，寄宿的低年级学生心理问题频发，甚至还带来了乡村文化的断裂和损伤。以至到今年9月，国务院又公布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再次强调，农村中小学撤并要听取多数家长的意见，已经撤并的学校，“确有必要的”应当恢复。

    重提“每小时消失4所农村学校”，无疑既是在展现对过度撤并现实纠偏的迫切性，也是在倒逼社会进行回望式的省思：较之农村学校的撤并是否必要？原本的政策善意，为何异化为如今脆弱的农村教育生态？前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即便只是在十年前，学龄人口大量减少的状况也已出现；但关于农村学校撤并举措的异化，从表面看是工作简单化、程序不规范以及撤并后办学条件没跟上所致，本质上却离不开城市化成本分担机制的不合理，这是撤并乱象的主要成因，也是不可忽视的纠偏终极指向。

    不错，农村学校撤并政策缘于学龄人口的大量减少，可大量减少从何而来？适龄孩童减少是主要因素，但它更缘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下，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化转移，青壮年农民工的子女也成为小候鸟，就读于城市的学校中，造成农村适龄孩童的大量减少，中小学校和教学点显得“相对过多”；另一方面，因为传统意义上城市疆域的拓宽，乡村本身也在经历城镇化的过程，这也就要求教育资源更集中，更有“聚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是必然的，农村学校撤并也是必然的，但作为一种基层改革，农村学校撤并必须建立在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上。

    一个政治学常识是，改革并不总需要由部分人承担成本，对可能的成本转嫁要建立起补偿机制。对比农村学校的撤并政策，一切却又是另一番模样。学校撤并，即意味着学生上学路更长，安全成本更大；一些学生不得不在校住宿，无形中带来经济成本的增加；与此同时，住宿的低龄学生还必须承担起心理教育缺失的无形成本，乡村秩序也因底座式的学校教育减少而受损。这些都是可预料与提前制度性防范的成本，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多无实际的补偿举措，种种成本最终都转嫁给学生及其家长，他们无法一身独受，学校撤并也自然会带来不可避免的乱象。

    欲改变农村学校的迅速消失与撤并乱象，当务之急显然是建立起合理的撤并成本分担与补偿机制。《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表示，要加大对农村教育政策和经费倾斜，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合理配置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重视农村教师本地化，在农村地区建设小规模学校。这些大方向是不错的，但要令其真正奏效，需要的还是严格的责任惩处制度。要令管理者真正“上心”，还必须有行政规定上的“高压线”。“每小时消失4所农村学校”是警醒，亦是提醒，无论如何，城镇化都应是一个整体“增益”的过程，城镇化带来的乡村适龄孩童急剧减少与乡村学校相对过剩的矛盾，只能经由与城市化同步的成本调节机制来化解。如果忽略与故意无视这样的前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乡村教育只能成为被放逐的孤舟，学校不在，乡村重建的希望也会一叶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