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程度是经济由贫困向中等收入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准。目前，世界大约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即城市化率在20%～70%之间，产业结构经历了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转变过程，人均耗能和能源强度在同时期快速上涨。当城市化完成以后，产业结构转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能源强度也随之下降，人均能源需求进入相对缓慢增长甚至平稳的阶段。

2007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6%左右，而钢材消费量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以上，水泥消耗大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5%。上述事实切实说明，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近期中国的能源发展动态也表明能源消费在快速增长。2003到2008年间，各年能源消费总量以近双位数的速度增长，究其原因是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增长，也说明城市化进程在加速。

城市化引起的大幅能源需求增长是能源可持续问题的关键。各国社会条件不同，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有所不同，但这一进程是每个发达和中等收入国家都经历过的。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说明，如果没有出现大的灾难性问题，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概还需要12年(到2020年)。愿意并且真正理解这一阶段的能源消费增长和能源消费刚性问题，是制定有效的能源战略和政策的必要前提。

2008年，中国全国城市化率为46%，与中等收入国家61%、高收入国家78%相距甚远。经济快速增长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会提高整体能源消费水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特征是高耗能产业的迅速发展。预计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将在2020年左右告一段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到2020年，估计中国大约有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相当于目前美国人口)。城市人口的能源消费大约是农村人口的3.5～4倍，城市化进程推动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水泥和钢铁只能在国内生产，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为中国提供如此大规模的钢材和水泥，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对高耗能产业的需求是刚性的。即使技术进步有可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仍将经历一段刚性的高增长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一国经济往往呈现出工业化的特征。劳动力逐渐从农村进入城市，呈现出明确的专业化分工特征。专业化生产意味着生产者不能为自己提供全面的商品和服务。专业化分工的转变促进了市场和交换行为。城市化进程通过集中各种生产要素以获取相应规模效益。城市化进程使大量人口从农村脱离，集中到城市。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要素不断在城市进一步集中，这就是城市化进程。然而，现代工业分工需要将各种要素运输并集中在城市，完成生产后再将产品送至消费地。因此，需要为市场供需双方提供一个高效、便利的运输体系。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会呈现出一些发达国家曾出现过的能源需求特征。首先需要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住房，对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城市绿化等公共设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都需要消耗更多能源。

其次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城市化推进和收入水平提高，能源消费特征会发生转变，导致能源消费结构转变。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后，将以电力替代煤炭、木材等传统能源，收入水平提高使人们更倾向于消费清洁、方便的电力。最为显著的是城市交通发展会导致更多化石燃料及电力消费。中国私人轿车拥有量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快速增加，2007年轿车产量(480万辆)是2000年的近8倍。另外，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后，收入提高，特别是更具流动性的现金收入增加，因而购买力提高，刺激家用电器需求增加，意味着更高的人均能源消费，如果家电由国内生产，又会带动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增加。

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是，中国必将经历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具有高能源消费，高排放的特征；与发达国家不相同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着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稀缺等诸多全球化的挑战。尽管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短期中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然而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仍未完成，以及中国政府对经济的驾驭能力，估计经济还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城市化进程将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

应对能源和环境问题，中国不可能人为地减缓城市化进程，但是，可以把城市化进程作为节能减排的机会。在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和能源环境政策下，能源消费显然会具有不同的特征。通过制定和执行积极的能源政策，可以使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提高、能源结构更为清洁。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而生活方式直接影响能源消费。通过政策引导来提倡节能生活方式，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节能减排，实质上就是包含“低碳城市”的概念。作为一种发展道路，低碳经济的核心是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能源结构转变，意味着更清洁、更有效和尽可能低的温室气体排放。

通过在“低碳城市”探索并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可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低碳城市”的内容包括：在城市化进程中以低排放、高能效、高效率为特征来进行“低碳城市”的规划设计与建设；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使低碳经济最低限度地影响经济增长，平衡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制定生态城市建设战略规划，推动地方政府、金融企业通过政策激励和融资支持，驱动技术创新和资本流动，在城市中推广能有效节能减排的低碳技术。除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找机会，建设低碳城市的机会应当是中国的二、三级新兴城市，因为这些城市的机会更多。

在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从低碳经济入手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也可以作为刺激经济的一个手段。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投资已经明确了推动产业升级整合、提高能效和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则需要在危机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低碳城市”与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基本一致。相信“低碳城市”的探索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定会有作为。

（林伯强，著名能源经济学家。1990年6月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金融、银行与金融、经济发展；1993年5月至2006年6月任亚洲开发银行东中亚部能源处主任；2006年6月至今任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