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福田区上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开了特区内农村城市化先河；

　　2009年，福田再当开路先锋，在渔农社区启动“企社分离”——社会事务移交给政府的试点，裕亨股份公司专心集体经济，在特区农城化发展史上再树里程碑。

　　昨天，在福田区领导和全体农城化社区、集体股份公司领导见证下，该区农城化集体企业裕亨实业股份公司向福田街道办移交了社会管理服务事务，双方正式签署了移交事务备忘录。从此，包括安全、法制、人口计生、文化和环卫等十项事务移交社区工作站，直接服务1万多社区居民；而股份公司则专注发展经济，主要对股民负责，为社区党建和社区服务当好“配角”。

　　时隔17年的这一变化，就如福田区委书记李平、区长张青山所说：“一方面，改变了社区工作站依附集体股份公司，不能独立大胆地履行社区管理职能的现状；另一方面，改变了集体股份公司直接参与社区管理，分散管理企业、发展经济精力的局面。”

　　1农城化社区的必然选择

　　从1992年开始，深圳的城市化风雨兼程走过了17年，农城化社区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历史原因，特区内68个农城化社区大都没有彻底改变“城中村”的物理形态，给城市管理带来许多新问题，脏乱差、黄赌毒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困扰着各级政府，成为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内伤”。

　　究其原因，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些被称为“城中村”的地方，基层管理仍然沿袭过去的体制，由集体股份公司对社区实行管理，这种股份公司“既当爹又当妈”的管理模式历经几次改革，都未能彻底改变。2003年，福田区按照市里统一要求，在社区居委会与集体股份公司的人、财、物等方面进行了一次脱钩，加快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为2005年“居站分设”打下了基础，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区居委会与集体股份公司在社会管理服务事务方面没有真正分离。

　　今天，福田的15个城中村居住了辖区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外来人口远远大于原居民。作为一个对股东负责的企业，集体股份公司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必须承担起很多社区事务管理服务的职能，这种“既当爹又当妈”的模式无论在社区党建，还是社区事务管理服务或居民自治等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因此，集体股份公司与社区工作站的分离势在必行，这也是城市化发展的方向。

　　2渔农社区发展的内在要求

　　为什么是渔农社区？众所周知，2005年这里实现了“城中村改造第一爆”，用股份公司董事长陈礼明的话说：“渔农村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座座现代高层楼宇拔地而起，一个封闭的旧村彻底融入现代城市，‘渔农人’变成了‘现代都市人’。我们作为富裕起来的渔农村民中的一员，感慨万千！”

　　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困扰着渔农村人。陈礼明说：“改造后，社区人口从几百户发展到现在的6000户，社会管理服务的任务越来越重，裕亨股份公司作为全区最小的集体股份公司，要兼顾近两万人的管理服务工作，显然力不从心。”于是，裕亨股份公司主动向区政府递交了裕亨股份公司向福田街道移交社会行政管理和服务事务的请示，引起了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

　　据福田区民政局负责人介绍，渔农社区经过彻底的城市改造更新，基本脱胎换骨，城中村形态已经消失，代之以现代化的城市形态。而该社区城市居民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人口已达12064人，暂住人口9829人；社区总户数6600户（不含商业户），其中出租屋4900户。而原居民只有187户375人，只占2．8％。面对新情况、新特点，渔农社区与裕亨股份公司职能分离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臻成熟。

　　经过周密准备，股份公司将1352ｍ2的公共服务配套用房移交社区工作站，保持现有办公场地规模；为保证平稳过渡，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将现有社区人员逐步消化，视情况补充力量，脱钩后的社区工作站应按政府规范化要求从事社区事务管理与服务，提升管理品质和服务效能。这次分离是从内容到形式、从管理体制到服务手段、从人力资源到财力保障等全方位的分离，由裕亨股份公司向福田街道移交社会管理服务事务，已成为全市农城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路之举，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此举将在关内68个农城化社区城市化中产生示范效应。

　　3未来“成熟一个分离一个”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这次农城化社区‘企社分离’试点，区委区政府非常慎重，先后展开多次调研，召开各种会议协商沟通，最后提交区委常委会讨论，才决定在渔农社区先行试点取得经验，所以，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做出一整套规范性的政策和程序来，成熟一个分离一个。”区长张青山在签约仪式上说。他同时赞扬了渔农村过去为福田区的城市改造更新充当过排头兵，值得肯定和表扬，这次分离试点，又一次勇立潮头，充当探路工兵，更加值得称道，渔农村的贡献将是历史性的，也一定会载入特区城市化的发展史册。

　　他提出，签署了备忘录，仅仅是移交工作的开始，福田街道办事处近期要集中精力，加强对移交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切实保证在移交中保持“三不”——思想不散、干劲不减、服务水平不下降，借试点机会积极探索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同时认真总结这次渔农社区职能分离的经验和做法，整理和完善各种文件资料，形成一套规范化的、易操作的工作范本，为今后集体股份公司移交社会管理服务事务工作提供借鉴。

　　新闻评论

　　“分离”——

　　让公共服务阳光照进城中村

　　在深圳，一个几平方公里的“村”，住着相当于内地一个县城的人口，最多的村有十多万人。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是来深建设者，他们为这个城市奉献着青春和汗水。廉价的房租却也和环境脏乱差、黄毒赌等现象如影随形，“脏乱差”甚至成为一些“城中村”的标签，让占90％以上的外来居民难以沐浴政府的公共服务阳光。大家在抱怨的同时，也该看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长久以来对城中村的“欠账”。

　　这个“欠账”不仅仅是政府在水电路等公共设施、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的投入不足，还有社会管理和服务上的欠账。长期以来，每个村就好像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过分依赖集体股份公司，管理着大小社会事务，即使有了2003年的居委会与集体股份公司的脱钩，以及2005年“居站分设”，社区工作站在社会事务管理和服务方面，基本还是股份公司的“配角”。而对于股份公司来说，社会管理也是不能承受之重，他们基本以物业出租为主要收入来源，还承担着为股民年终“分红”的职责，这就局限了他们对社会管理的投入。

　　渔农村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有着375位股民的股份公司，却要承担着1．2万多人的社区管理主责，作为一个企业究竟该向股东负责？还是向社会负责呢？这次，作为渔农村集体经济代表的裕亨股份公司主动向区政府申请，将社会管理服务事务工作移交福田街道，其利有三：一是社区工作站摆脱对股份公司的依附地位，人财物均由区财政统一管理，这必然会使其像其他城市化社区一样，专心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二是集体股份公司摆脱了“社会包袱”，可专心发展经济，回归其作为一个企业的真正本质；三是对政府来说，实现对城中村的“直接管理”，有助于政令畅达，让城中村更加主动融入现代都市。

　　福田试行的“社企分离”是一个彻底城市化的举措，也是一个“三赢”方案，更是照进城中村的一缕阳光，同时也是深圳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对关内外200多个农城化社区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