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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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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在太原参加第四届中国(太原)能源博览会的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以清晰、简洁的语言描绘了电力体制改革的图景，而且提出了“实现电力调度、交易、结算独立运行”的新方向。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国家电监会、国家能源局在今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开始对电力体制改革进行专门调研。知情人士称，这些调研结果将作为未来电力体制改革的政策储备，有选择地适时推出。
在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十年之际，电力行业人士对这场已经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大都抱着悲观的态度。即便刘琦的表态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仍不看好改革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多部委调研
刘琦是在谈及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和部署时提起了电力体制改革。他表示，要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新能源发展跃上新的台阶，这就需要加快推进以价格市场化为核心的电力体制改革，以建立市场配置资源、供需形成价格的现代电力市场体系为目标，建立并完善发电和用电价格由市场决定，输配电价由政府核定并严格监管的电价机制，实现电力调度、交易、结算独立运行，国家监管，为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创造体制环境。
此外，还要创新市场机制和管理措施，积极推动新能源、微电网和新能源示范区等综合应用示范工程建设，加快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局部地区应用成为优势能源，为更大开发利用新能源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这个表述是对电力体制改革比较标准的表述，意义、路径、方式都对。”一位曾参与制定电力体制改革方案(5号文)的电力行业人士看到刘琦的讲话内容后，对本报记者如是说，“之前(国家能源局主要领导)没有这么系统地说过。”
国家电监会人士则认为，虽然业内私下里对电力体制改革的说法也差不多是这些内容，但考虑到改革会触及相关利益集团，在公开场合很少有官员如此直言不讳。
对电改悲观的人士则认为，电力体制改革十年来，“电力价格市场化”、“输配价格政府核定”这类话语已经翻来覆去被提起，但实际行动并不多，改革仍然举步维艰。
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7月曾有国家领导人对电力体制改革做出批示，要求国家发改委、国家电监会、国家能源局加快对电力体制改革的研究。两个多月过去后，三个部门应该都已经形成了一些改革建议，但这些建议不会在近期形成实际的改革行动，而是将这些研究作为未来的政策储备，有选择性地适时推出。
调度、交易、结算独立能否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刘琦在讲话中提到了“实现电力调度、交易、结算独立运行”。
“这是当年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里都没有的内容。”上述电力行业人士说，“当时是想在改革方案里加入这部分内容的，但很多方面都不同意。”
他表示，这种改革的目的是将电网企业改革为真正的“服务型企业”。
目前，电网企业是依靠低价从发电企业买电、高价向用户卖电来赚取其中的“电价差”，并对市场高度垄断、握有电力调度的职权，是电力体制改革当前最为核心的改革对象。
华中电监局的一篇署名晓宇的文章中曾提到：电网企业通过调度不仅控制着发电市场还垄断着输电权，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难有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和选择权，培育市场主体成为空话。在电力市场建设过程中，凡是符合电网企业利益的事情，调度就积极主动，否则就不予配合，甚至不理睬电力监管机构制定的市场方案和交易规则，很多有益的市场化探索流于形式而落不到实处。在推进电力市场建设过程中，电力监管机构缺少必要的抓手。而电网企业由于拥有电力调度机构，在市场交易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买家又是卖家，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地位，完全可以操纵电力市场。
“调度独立的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国际惯例，所以呼吁调度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多。” 上述电力行业人士说，“剥离电网企业配置资源的权力是种进步，但最关键的是电价形成机制。”
他表示，如果能实现电价市场化、电网企业收入由政府核定监管，那么依靠调度获利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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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电改存在什么问题？
发电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削弱，表现为“生存难，发展难，不能实现良性循环”，留下新一轮电力短缺的隐患。
电价机制改革十年来步履蹒跚，进展不大，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政府定价模式，电价水平偏低，电价信号没有起到对电力投资、供求关系、资源配置、节能减排的引导作用。
电网输配一体化，实行统购统销，发电企业售电端仍不能选择，发电厂向大用户直供电试点也屡屡受阻，“多买多卖”的电力市场化格局没有形成。
调度电网一体化，加之监管乏力，多电源、多价格上网格局，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风电弃风、分布式能源和燃机发电发展受阻等现象，发电企业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电力行业发展缺乏规划，电力法律法规建设滞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处于多头管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