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的新的城镇化思路后，一些大城市也在研究如何让农民工入城的问题。例如，北京市日前表示，农民工如获得全国劳模称号，或取得高级工、高级技师职称的，根据本人意愿，有望在北京落户。（《北京晚报》12月11日）广州则准备采用“积分制”办法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租住房等公共服务和入户城镇问题，推动优秀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中新社12月4日）尽管北京和广州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争议，但终究为农民工进入大城市开了一条缝隙，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有探索意义的。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和基础上开启的，因此，城市化之路深受这一特点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在过去30年特别是最近几年，城市化水平总体有一个较大提高，但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转移出去的人口却比较少，以致造成一个在城市和农村像候鸟似的飞来飞去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我把这种城市化称做半拉子的城市化，是一种见物不见人，只求城市空间距离的扩张，而忽略人的因素和人的重要性的城市化。

　　此种城市化的出现，主要缘于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多掺杂了政府的意志，而不完全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和需要。许多地方为满足追求城市化水平这个数字的提高，大铺摊子、不重内涵、盲目无序扩大用地规模，使城市建设中出现很多政绩工程，并造成一些地方“有城无市，有场无市”的“空壳城镇”现象。

　　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人不仅仅是作为单个劳动力进入城市，而是在城市建立家庭，和现有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但过去30年，中国仅仅是从城市发展需要劳动力的角度推进城市化，因此，形成现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农民工在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诸多方面还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他们只是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种城市化也是导致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高房价反过来又阻碍农民进城。

　　因此，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城市化，其本质特征是只允许农民进城就业，不允许农民进城定居，城市化成为城市榨取农村剩余价值的工具。它导致的一个政治后果是，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外，又在城市内部产生一个新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两个二元结构被永久固化，农民只能在自己的祖国永久暂住。

　　城市化的深刻内涵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而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转化，所以，人的发展始终是城市化最重要的目标。中国要达到目前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市化率，初步实现现代化目标，这意味着在未来大约40年时间内，有共8亿左右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每年大约2000万人。很显然，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思路，是不可能实现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转移的。

　　（作者邓聿文系《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