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一般而言，城市化率达到50%，即标志着城市化国家的初步形成。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68%，处于走向城市化国家的关键时期。未来5～10年，我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趋势。在可以想见的“城市化热”中，关于城市化的深刻内涵的思考，却不容我们停滞不前。怎样的城市化才是我们需要的？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什么？城乡统筹是要让城乡的人们获得怎样的生活？前不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等机构召开以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为主题的论坛，参会的学者对城乡一体化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提出了各自建议。本期我们就摘取其中的一部分专家的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
　　城乡一体化在于承认农民的同等发展权
　　
　　 “未来5～10年正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化正处在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的关键性阶段，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消费型城市的兴起将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本报讯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是促进广大农民的自身发展和公平发展，其实质在于承认和保障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权。城乡一体化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但要把保障农民发展权放在首位，尊重农民选择权，强化农民的谈判主体地位，使农民能够合理分享城市化红利，尤其要防止把城乡一体化当作圈地、剥夺农民的工具。
　　 迟福林提出，要改变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形成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范围及水平上的公平；加快市场
　　资源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的机制与渠道，城乡产业规划布局一体化，在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方面实现公共资源投入的城乡一体化。
　　 他同时还强调，在土地制度上，应该继续稳定农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宅基地市场化和承包地转让的新政策；改革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把强制性的政府征用土地行为改变为交易性的市场公平购买行为，让农民真正分享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与此同时，还要逐步实行户籍制度的城乡一体化管理，消除依附于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之上的对农民社会福利的制度性歧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表示
　　城市化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如果说在过去的‘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是利用农民、农村给城市居民建城市的话，‘十二五’就已经是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了：需要让农民给农民自己建城市。要建设那些能让农民住下来，让农民有就业，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变为城市居民的城市。仅仅有骄人的运动场馆、城市居民享受的商品房，不是中国城市化的最终目的。”
　　 本报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日前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城乡冲突集中表现在三个地方：一是城市发展改造过程中城乡结合部的征地，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之后的补偿，以及他们享受城市居民相应福利资源带来的问题。二是农民工进城的问题，短期目标包括农民工工资不拖欠，长远目标包括农民工子女能不能和城市居民分享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更长远一点，农民工能不能真正变成城市居民。三是粮价问题，围绕着农产品的价格的涨跌，农民和市民的收益，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难以形成双赢。
　　 陈淮表示，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数千万中国的农民工在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怨言地退回到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上。“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以后断无此机会了。”陈淮认为，城市结构失衡的问题已经是第二次发作了，第一次发作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过程中农民“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消声匿迹。他提醒，如果这个老病再发作，将会给我们留下城乡严重对立和久治难愈的贫民窟问题。
　　 陈淮最后表示，回顾建国60年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到，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缺陷之一，仍然是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城市化和以城市方式为代表的扩大消费需求才是未来20年和2015年前5~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认为
　　“要逐步把外来人口融合成市民”
　　
　　 “虽然整个上海从物理形态、自然形态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但是实际上不同人群享受的福利还有很大的差别。整个上海市的社会保障、社会权利还是一个碎片化的过程。”
　　 本报讯 上海1888万常住人口中，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有820万人，参加小城镇社会保险的人有118万人，参加农村社会保险的有77万人。原来城市的主体实际上是500万的参保人员、300万的退休人员；小城镇的主体是原来的征地农民、失地农民，他们参加社保的特点是缴费比例低，享受待遇也低一半。被征地的93万农民主要是通过参加社保一次性买断。外来从业人员的商业保险不计入上海的综合保障体系。
　　 近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给上海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情况算了一笔数字账。他认为，上海的城乡一体化，既应包括上海的城里人和农村人口的一体化，也应包括上海人和外来人口的一体化。怎样把外地来沪人员通过一定的方式变成上海居民，和上海同样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上海现在和未来都要考虑的问题。“对于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的容量必然是有限的。对于人口总量的进入加以一定的限制也是必然的，我们反对把户籍制度妖魔化。”他这样认为。
　　 彭希哲认为，外来人员在承担必要的义务后应享受相应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权利，而想要把福利从户籍中剥离，首先解决就业歧视，然后是义务教育入学歧视，进一步发展到读高中、读大学没有歧视，最后是低保，逐渐通过全面实行居住证的办法，把外来人口融合成为上海市民。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表示
　　不要低估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
　　
　　 “我希望不要再拿贫民窟来吓唬决策者。出现像印度那样的贫民窟不是管理不善，是几乎没有管理，印度的交通非常不好，票价又不便宜，农民上下班的时间很长，再加上印度沉重的种姓制度历史包袱，贫民窟的问题才解决不了。”
　　 本报讯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日前提醒，不能总是拿印度的贫民窟“吓唬”我们的决策者，进而延缓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他认为，印度的贫民窟不是管理不善，而是固有的一些原因综合的结果。
　　 “我也希望不要拿农业产业化来陶醉决策者。”党国英分析说，“农业产业化是更快地降低农民劳动时间的好方向，如果没有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带来的麻烦相当大，农民的富余时间更多了，如果多出来的时间不能用来扩大经营，问题是很大的。”
　　 “我更希望不要拿资源约束来吓唬自己，特别是土地问题。”党国英说，我国现有城市土地浪费极大，如果执行激进的城市化政策，我们10年解决农村并村问题，至少能节约一万亩地，“这不是没地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是拿土地问题来作为商品房不能降价的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党国英最后说，最后希望不要低估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也不要低估中国人建设城市的能力。他举例说，根据赣州的统计数据，5年时间一个镇由2400多人增加到1.3万人，赣州属欠发达地区，那里城市“长大”的经历印证了这个判断。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
　　城乡一体化不能操之过急
　　
　　 “如果仍然把城市和乡村分割成两个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化永远实现不了。未来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城乡一体的就业管理制度和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形成保障城乡劳动者公平竞争、平等就业的制度环境。”
　　 本报讯 “我刚参加工作时的1982年，所从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搞劳动组织整顿，主要内容就是‘清理’农民工，把城市里面的农民工‘清’回农村去，解决‘国有企业固定工看、农民工干’的现象。当时就是思想方面解放的学者也没有人能提出来，既然国有企业固定工看、就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好了；既然农民工干，就让农民工干好了。直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我们才真正明确了农民工和城市人应该有同等的就业权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日前表示，我国过去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保障等方面已经在思想取得了很大的突破，特别是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更是有了很大的进展。他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急于尽快建立城乡一体的各种体制，这个问题步骤应该稳妥，态度应该积极，措施应该非常小心谨慎。
　　 在宋晓梧看来，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也不是城市和农村齐头并进的。他说，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教育制度还有待长期艰苦努力，才能真正在解决二元经济的基础上把社会服务和其他制度逐步统一起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建议
　　从改变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做起
　　
　　 “到2020年，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可能达到8亿多，在2011年~2020年期间我们还会有1亿6千万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城镇化不单是城镇数量、面积扩大，也不是简单的人口进城，而是数量到质量的深刻社会变化过程。”
　　 本报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日前谈到我国城市化发展问题时认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现在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立即来进行，就是要把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和孩子上学地结合起来，不要转移到孩子户籍所在地。他认为，应该逐步使得转移支付按照常住人口实际居住地进行转移，需要在人口管理方面改善人口统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
　　官员“只对上不对下”要改一改
　　
　　 本报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近日认为，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基层的公共治理结构问题。他认为，下一步要改革干部选人制度，建立公开、民主、具有竞争的选人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官员们“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态。
　　 汪玉凯分析说，政府在城乡一体化中的作用非常大，不管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还是解决户籍制度，都与政府行为有关。他建议要下决心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减少中间管理层，大部分地方应实现四级管理，东部沿海地方可变成三级管理，进一步合并乡镇，改变我们传统的纵向结构模式。
　　 “改变纵向结构，最关键的是县级公共治理结构”。汪玉凯以广东省顺德的“党政统合”大部制改革为例，认为当地的“党政统合”改革实现了党委和政府部门统合，宣传部和文化统合，党办和政府办统合，16个局一把手都是区级领导担任，形成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大决策”，他认为，这样的架构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汪玉凯最后说，下一步应改革选人的制度，要建立公开、民主、具有竞争的选人机制。“要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