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始发的一二线城市已经将接力棒传到了三四线城市的手中。先行者们开始进入“市郊化”阶段，以发展“城市圈”、“卫星城”为主，后继者则按图索骥开始大规模的道路扩建、旧城改造以及新区建设。大城市的今天，就是小城市可见的明天，它们使出浑身解数，起跑、加速，满怀期待经历城市化的洗礼。

　　城市化，中国走出几千年农业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本途径之一。在今日之中国，城市化率这一激动人心的数字后面，是对如何规避城市“一条腿”发展的担忧与挂念。

　　如果说，城市化主要体现在水泥化，那么中国的城市化是“跛足”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农村土地变身城市土地的速度几乎加快了一倍。

　　但对不起，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是被判错的命题，即“城市化=土地的水泥化”。

　　如果说，城市化要“化”的主要是农村人口，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定居，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如果仅仅将农村的土地大量转让给城市建设，但排斥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或者虽然允许农民进城短期打工，但制造种种障碍和歧视，使他们成为回不了故土、又不属于城市的“浮萍一代”，这样的城市化只是半截子城市化，是用城市的繁华掩盖城市对农村、市民对农民的剥夺。

　　十多年来，农民向城市转让了大量面积的土地，并让渡了的土地增值收益，但这些土地和资金，在形成吸收、转化农村人口方面所起的作用，总还不能令人满意。据公开的报道统

　　计，全国闲置土地面积高达上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耕地面积在2004年前的近7年内，减少了1亿亩，相当于两个台湾省。但是，耕地缩水的同时，中国的大部分人口依旧生活在农村。对二元结构的诟病，除了关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的开放式思维，“农民变市民”的实质性进程仍嫌缓慢，障碍包括观念上的、政策上的、实施操作上的。实现“人口的城市化”，又何止是取消一纸暂住证那么简单？

　　谁都知道城市化不可好大喜功，不可仓促草就，不可成为对农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伤心之地。

　　道理说起来似乎都是老生常谈，因为城市化不单为GDP服务，更不是为了制造“城市巨无霸”。城镇化率的核心要义在于“质量”。在城市化已被全世界证明是一条通途的前提下，要警惕的正是“一条腿”城市化。这比单纯解决“三农”问题要复杂得多。当前，推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对于城市化这一命题而言，积极扩张的政策，也有助于尽快启动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而现在要着重考虑的，是把城市化放置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下阶段发展方向的大背景下，考虑政府、社会层面的改革能否也能更加积极、扩张一些。

　　比如打破垄断、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能否有实质性进展？比如收入分配体制，能否更倾向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国家征地制度能否把更多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这些听上去与城市化无关的题目，正是求解中国式“城市化”难题过程中，绕不开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