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所观察到的来说，与之前的城市化进程相比，各地的“新区战略”可能会成为这一轮所谓“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抓手。

　　也就是说，各个省份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任凭各地市县自己推动全面开花的城市扩展，沿着“城市-近郊-远郊”的圈层一圈圈往外摊大饼，同时夹杂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郊区旧城改造过程；而是集中在战略重点地区，远离大都市的主城区的位置，同时结合城市化和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大规模推动新区的开发，从而用“旧都会区-战略新区”这种双核结构，建构起一个又一个超大城市(或叫巨型都市)，并成为吸引城市化人口的主要载体。

　　未来这样的超大城市(人口在1000-3000万左右、市区建成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甚至1000平方公里或者更多)在中国未来可能会超过10个，甚至有可能会达到20个左右。这样一个景象有可能会成为30年后中国城市化成果的结论报告，并且将改写世界城市化历史中“巨型城市”规模和功能的新记录。

　　而且，这一轮的巨型城市塑造中，与之前更多是城市政府自身为主导的扩张不同，省级政府更多地走上前台，亲自操作，将使得省级政府与城市政府过去清晰的职能及权力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以陕西西咸新区、四川天府新区为代表的这一波国家级新区，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那些所谓开发区、高新区等经济功能区最为显著的不同，就是一开始就进行系统的城市规划及设计，综合考量产业(工业及商业)、城市空间、人口结构、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各种要素，并打破固执的行政边界制约，追求完美的城市表现形态。

　　但不得不提醒的是，这种新区战略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处理好，否则将成为新一轮城市化的失败基因。

　　其一是，这样系统及完美主义的城市设计，却又覆之以相对精简(按照功能区模式设置的)管治架构，未来的城市运行和治理都将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过去的功能区管治架构，因为其精简和高效而为地方政府所青睐，但它却并不是真正的现代城市治理。这一轮城市化开发新城的过程，本来应该借此机会建构真正的现代城市治理，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改变老的城市治理模式，从而最终为城市设置一个长治久安的管治架构，但从现在的情形看，大部分的地方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这一点，他们仍是在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指导这一轮的新都会区建设，这里面显然存在误区。

　　其二是，战略性新区与旧的都会区共同构建巨型城市，将会在城市的所有方面(功能分区、交通网络、水系、商业布局、族群结构、城市文化等)都出现二元核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好其关系，将既考验城市政府，也考验本来就已十分复杂的省级政府与省会城市政府之间的关系。

　　其三，10-20个巨型城市的崛起，将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及区域格局，巨型城市将有着强大的资源集聚能力，从而将更多的农村及中小城市人口向巨型城市吸聚集，它与本省内的中小城市如何共同繁荣将会是省级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随着这些巨型城市主导中国的下一轮城市化进程，中国原来重点发展中小城镇的城市化策略已彻底被放弃，转而事实上采取了“巨型城市”化(这与“城市群战略”还是不太一样)的战略，未来的中小城市会否在经济增长衰退之后陷入凋敝状态，也值得观察。

　　当然，我们本期“国家经济地理”只是选取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这四个样本，研究的维度也更多放在他们如何达致成功的方向上。不过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中央政府派发国家级新区帽子的游戏不会止步于目前的数量，最终肯定会超过10这个数字。至于最终会否形成巨型城市，当然也与当地的经济及人口的规模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显然，新区战略将会成为巨大的助推力，催生一个又一个巨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