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政府要承担一定责任，但不能承担全部责任(据8月25日《新京报》)。

　　这样的论调一出，网络中质疑、挞伐之声四起。应当说，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并非没有道理，任何一国政府能力都有限，不可能对国民的福利保障承担无限责任，即便在许多社会福利制度优越的发达国家，政府养老也只是养老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如此正常的表述，为何引起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原因在于，此话说得固然对，但说得不在时机，脱离了中国现实语境。在许多发达国家，由于对社会福利的财政投入实在太高，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由此产生了关于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反思，要求缩减一些国民福利，减轻政府负担。

　　但在中国，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恰恰相反，我们的问题在于，虽然这些年财政资金对养老等社保投入给予倾斜，相对于目前的老龄化速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力度仍然不够。

　　据统计，中国各级财政对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10%左右，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这一比例达到了30%多，在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这一比例则超过了40%。

　　一方面是政府投入不足，一方面则是民众的社保负担过重。中国社保缴费率为全球最高，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

　　在政府财政社保投入不足和民众的社保负担过重的现实下，谈“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实在过于超前。加之，我们目前还存在养老不公、三公等开支挤占本可用于社保投入的大量资金、高额国企利润未能专化为国民红利等一系列体制性问题，政府善尽国民的养老责任，远未到其能力的极限，还有着很大的资源挖掘空间。

　　因此，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关于养老，还是慎言政府的“有限责任”，更没必要恐惧福利过度，我们真正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责任的“加码”，民众养老负担的“减压”。

　　当然，“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不是不能谈，但还是等到政府能穷尽一切手段为民众谋取养老福利，等到一个广泛覆盖、公平无差别的养老体制建立之后，再来谈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