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改革方案正进入决策层视野。

    今年四五月间，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城镇化工作的副主任徐宪平带队，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目前调研报告已完成初稿，在经国家发改委审核讨论后，将适时报给国务院。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这份报告就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及方向等问题提出了诸多规划，“新型城镇化”是其中的关键词。

    从调研组的设置规格上亦不难看出，决策层对此次调研颇为重视。包括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等众多中央部委参加。综合来看，调研课题涉及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支撑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土地资源及能源供应量、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

    值得关注的背景是，今年以来，在外部需求萎缩的背景下，扩大消费再次被提上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国内外多个重要场合指出，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和路径，将对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也会影响到相关公司的业绩和战略调整。目前已有部分房地产上市公司围绕国家城镇化未来的规划开展对应的发展研究。

    “未来的改革导向，重点还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主的城市发展规划。如果通过改革使这些人的消费潜能完全释放，则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将增加至少1-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

    “人的城镇化”滞后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1.27%，但这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看来，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模式是“在农民工黄金年龄段利用这些劳动力，而一旦他们年老或健康状况恶化时，再将其推回农村”。

    2010年，中国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总量已达3071万人。这些农民工大多是跨区域落户，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这些已进城和将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造成了两极的就业和生存状态，这种分化状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由于缺乏对在城市居留的长久预期，农民工消费、储蓄乃至人力资本模式也必然与城市常住人口存在显著差异，不利于其长久人力资本投资，收入提高乃至消费模式提升。

    专家告诉记者，中国提高城镇化质量，其中涉及2.11亿农民工和70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总计约2.8亿人。如果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可带动住房消费，进而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可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

    专家调研发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不仅“人”面临着不平等权利问题，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城市也存在发展权不平等问题。一个重要表现，是高等级的城市利用行政手段来集中资源，然后建立一个高档次的城市发展形态和标准。这种形态和标准的城市不是为农民进城服务，而是解决现有的城市居民的需求。

    在李铁看来，城镇化实质就是让一部分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要给予所有进城的农民自由的迁徙权和选择权，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根本和真正的出发点。”

    户改遭遇市长反对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

    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

    在李铁看来，地方政府不愿意改革，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最显著的就是目前都面临财政压力。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重塑地方财源。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目前有三个：一是土地出让，二是地方债务，三是金融贷款。其中土地出让金是最重要的财源，在某些城市通常占财政超50%以上。为保证这一主体财源，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城市越扩越大，以便有更多土地可以用来招商引资和出让获利。

    然而，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城市越来越大的同时，整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也相应增大。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所谓土地财政，实质上是一种依靠透支社会的未来收益，谋取眼前发展的发展方式。形象地说，就是“寅吃卯粮”。

    目前，随着中央调控房价，以及住房限购政策的实施，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的预期被压制。因此，一些地方城市不得不加大对工业投资的力度。在李铁看来，此举短期看对于提振经济有益，但长期负面作用却也明显，因为同时还得吸引大量人口来就业，就会增加更多的公共收入负担。“这将是未来所有城市都将出现的一个问题。”

土改切入点

    中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是强力低成本推进的结果，目前的城镇化进程是一个典型的粗放型模式。这种低成本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公共服务质量低、基础设施建设低等方面。

    黄小虎认为，城市土地外延扩张、利用粗放，与现行征地制度有直接关系。城镇发展依赖于低价征用土地，政府利用土地出让金收益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开发商则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实现暴利，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却不能平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现行征地制度加剧了政府的短期行为，导致城市用地的粗放利用，并加剧了社会矛盾。

    正因如此，专家的普遍共识是如果将“以人为本”确立为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和原则，改变现行征地制度迫在眉睫。

    这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上述极有可能在十八大后推进的城镇化改革建议案中，除了强调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进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外，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也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土地制度改革一个可期的方向，首先是完善征地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同时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办法，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分配比例，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等等。

    此外，允许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利用自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出租、入股、委托经营等方式参与城镇经营型项目的开发；制定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办法，合理确定国家、地方政府、集体和个人的收益分配比例，等等，也是近年来备受业界关注的改革热点。

    李铁指出，征地制度改革就是要提高农村土地的价格，而且要让土地的收益更多进入农民自己的口袋。